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不断开辟新境界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论断揭示出一个重要命题：新境界不是既有结论的自然延长，而是在“结合”中不断生成的过程；“结合”的深度，决定着“新境界”的高度。

　　理解这一点，需要一个能够同时观察“理论如何落地”与“落地如何反过来丰富理论”的窗口。笔者在省科技厅工作八年后，转岗至怀远县任职，经历了从省直机关的“条条”到县域的“块块”、从服务科研人员到面对学校企业市场的转变。这种双重经历使人比较真切地看到，同一套理论，在省厅和县里会有不同的“用法”，而正是这种“用法”的差别，反映出“结合”是否彻底。

　　一、“新境界”之新，新在“结合”的彻底性

　　（一）“结合”的对象是具体的实际，而不是抽象的实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个结合解决的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个“实际”至少包含三重内容：一是结构性实际，即一个地方的资源禀赋、财力水平、产业基础；二是时代性实际，即技术条件、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变化；三是主体性实际，即群众的急难愁盼和接受程度。三者缺一，“结合”就会落空。

　　结构性实际的差异，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在省科技厅工作期间，笔者参与起草过一些省级政策文件。以科技副总政策为例，起草之初机械参照江苏做法，设定“聘请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担任科技副总的企业，两年须给付12万元薪酬”的条款。向基层一线征求意见时，反对意见不少，最终这一条款在政策出台后被拿掉。原因不是方向错了，而是结构性实际不同：江苏的财力、企业规模与安徽不在一个量级，同样的数字，在江苏是激励，在安徽就是门槛。脱离了结构性实际的“结合”，看似对标先进，实则把别人的答案抄到了自己的卷子上。

　　时代性实际的变动，则更考验判断力。到县里后，笔者带着教育部门编制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初稿送来时，通篇没有错，只是“旧”——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仍在提“推动数字化教学”。指出问题后，相关表述修改为智能化、数智化。这一字之改的分量在于，县域工作实际固然结合了，但结合的是“昨天的实际”。时代条件变了，方案还停在旧提法上，就是没有读懂“此时此地”的实际。

　　主体性实际，最终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全县近1万名教师、17万名学生，学校布局调整的新建撤并、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学生就餐的保质保量、雨雪天是否放假，每一件在文件或通知里都只是一行字，在家长那里都是天大的事。政策的合理性不仅来自文本，更来自它是否回应了具体的人的处境。这就把“结合”从方法问题推进到了立场问题。

　　（二）“结合”的实质是“化”，而不是“加”

　　第二个结合，讲的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个“解放”在笔者看来，是文化主体性。

　　怀远一中校园内有十栋晚清教会建筑，是近代教会举办的含美学堂和民望、民康等教会学校、医院留下的旧屋，承载着东南医学院（安医大前身）内迁安徽的重要历史记忆。今年百年校庆，学校在这里举办校旗传递、旧址寻访和义诊等活动。站在这些老房子前，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西医传入中国，最初是别人送来的；但真正把它办成中国人自己的医学教育，靠的是中国人自己。外来之物进入中国，最终都长成了中国的样子。

　　这提示我们，“结合”不是“加”，而是“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是在中国“落地”，而是在中国“生成”——它同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问题相遇，长出新的理论形态。也正因如此，才有“新境界”可言。如果只是把外来的理论当作普遍公式去套中国的实际，“结合”就退化为注释，理论也会失去解释力和生命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二个结合”被称作“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把“何以中国”的问题，从历史叙事推进到了文明根脉。

　　二、“新境界”之新，新在世界观方法论的贯通性

　　（一）“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整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六个必须坚持”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注意的是，这六条不是并列的六项要求，而是有层次的：人民至上是根本立场，自信自立、守正创新、胸怀天下是精神状态和视野格局，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立场决定为谁而做，态度决定敢不敢做，方法决定能不能做成。

　　把握这个结构，才能理解为什么“六个必须坚持”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它回答的不只是“世界是什么”，更是“事情怎么办”。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贯通的结构，理论才不至于停留在文件语言的层面，而能够进入具体工作的判断之中。

　　（二）方法的价值在于转化：从“怎么看”到“怎么办”

　　坚持自信自立，首先是一种道路意义上的确信。笔者在中国科大高分子化学专业从本科读到博士，常有朋友惋惜：念这么多年书，去搞研究多好。这种疑问背后，是一种把个人价值窄化为专业价值的观念。事实上，科研训练给人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严谨求证的习惯、结构化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沉下心来的学习力。从实验室到办公室再到田间地头，支撑一个人的不是学历，而是对所选择道路的确信。由此可以引申，一个地方的自信，说到底是不照着别人的答案答题，而是从自己的问题里找办法。县域发展最怕的，不是条件差，而是把“别人的路径”当成“唯一的路径”。

　　坚持问题导向，改掉的是机关习气。在省厅工作时，工作常从“上级文件怎么要求”“领导怎么批示”出发，到县里才发现，工作要从“群众哪件事没办好”出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笔者的理解是，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当作政治任务来办，这就叫政治站位。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在学生的一顿饭、家长的一次等待里。

　　坚持系统观念，最能说明“层次不同、逻辑一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笔者体会最深的一条。过去的岗位和现在分管的部门，恰好站在三者交汇处，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在省厅关心的是全省的政策框架、平台布局、人才计划；在县里关心的是这所中学的科学实验室有没有器材和师资、这家企业的技术需求能不能对接上高校院所、这个乡土人才愿不愿意留下来。前者是“面”，后者是“点”，但都要靠一体谋划，不能各敲各的鼓。

　　三、“新境界”之新，新在实践形态的具体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境界”的实践形态，县域是其微观基础

　　理论的新境界，最终要由实践的新形态来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层面最集中的体现——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县域是城乡融合的连接点，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检验“结合”深度的最前沿。

　　怀远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腹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是乡土的自豪，也是发展的底气。但县域现代化不是把城市模式复制过来，而是要从自己的资源禀赋里长出现代化的样子。农业要从“种得多”转向“种得好、卖得好”，在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等大院大所支持下，怀远石榴声名远播，糯稻省级特色产业研究院获批建设。工业要从“招得来”转向“链得紧”，将汽车零配件产业确定为首位产业，一任接着一任干，成功入选安徽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两个“转向”的共同点，是不追求“看起来先进”，而追求“长在自己身上”。

　　这里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照搬城市模式、盲目追求“高大上”，结果水土不服；另一种是守着资源禀赋自我循环，把“特色”当成不进步的借口。真正的“结合”，是在规律层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既遵循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保持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意义所在。

　　（二）正确政绩观是检验“结合”深度的价值尺度

　　理论是否真管用，最终要看它塑造了什么样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县域工作里，最容易出成绩的是项目落地、指标进位；最不容易出成绩、又最不能欠账的，是教育质量、是创新生态、是营商环境。前者看得见、交得出，但只是工作的一个侧面；后者不显山露水，却决定一个地方五年、十年后的样子。

　　学会算“长远账”，是这次学习带来的一份清醒。过去在省厅，工作的成果是文件、方案、评审，边界清楚、周期明确；到了县里才知道，许多真正重要的工作没有明确的完成时，只有持续的责任。这种差别，本质上是对“什么是政绩”的理解差别，也是对“结合”是否彻底的一次检验。政绩观一旦偏了，“结合”就会变成“选择性结合”——只结合那些容易出彩的实际。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开辟新境界，不在于它提供了一劳永逸的答案，而在于它始终在同变化着的实际、同深厚的文明、同人民的期盼相遇中生成新的答案。“结合”没有完成时，新境界也就没有终点。

　　对一名在县域工作的干部而言，检验学习成效的标尺很朴素，所制定的政策，是不是从本地实际出发；所推进的工作，是不是解决了群众的真问题；所追求的成绩，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三把尺子都过关，才算真正把“新境界”学到了手上、用到了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