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发表演讲时称，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也赞成电费提价。他认为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通过提高的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1月6日《南方都市报》)

　　　茅于轼真的关心穷人上不起学吗？

　　号称“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而闻名的茅于轼先生的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张维迎就曾经反复地表述过类似的看法。

　　茅于轼的逻辑之站不住脚，从他自己的讲话和文章就可以找到根据。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那么，在全社会范围内，穷人的比例是多高呢？不久前，茅于轼在一篇题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的文章中说，“目前中国的富人在总人口只占5%”――只占5%的富人的孩子，在高校学生中却占了80%，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至于说到助学贷款，就更不应该成为解决穷孩子上不起学的主要渠道了，道理很简单：这会使那些穷孩子从高校一毕业，就背上巨额债务，和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又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了，结果使大学敉平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丧失殆尽。此外，由于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使得许多穷学生根本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失业大学生生存都成问题，还谈什么偿还助学贷款呢？

　　茅于轼的这个主意，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还会使高校成为“中产阶级”的榨汁机。如果我们完全排除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的话(这是不可能的)，那提高学费无疑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富人不在乎学费，穷人无须承担学费，学费的重担就完全压在那些不能不在乎、又不能不承担的“中产阶级”的肩上，使他们迅速从“中产阶级”的位阶上向下滑落到贫困阶层，如此而已。(郭松民)

　　　“涨价有益穷人论”经不住推敲

　　茅先生赞成提高学费和提高电价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在低价情况下，富人因为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强，所以等于是政府的补贴更多给了富人；而提高价格，政府却可通过发放奖学金和生活补贴的方式，将政府补贴专用于穷人。这样的“涨价有益穷人论”看上去很有道理，然而叙述逻辑并不缜密。

　　首先一个难题是，提高价格让谁受益？“先涨价后补贴”式“涨价有益穷人论”要想成立，那么，涨价的好处唯有全部由政府获得，然后由政府将这部分钱转手补贴给穷人。相反，如果涨价并不能让政府获益，即给大学的拨款并未减少，提取的电企分红也并不增多，那么，提高学费既不可能增加学生的奖学金，提高电价也不可能增加穷人的生活补贴。事实上，让提高价格的好处全部流入政府手中，进而形成所谓“补贴穷人基金”的可能性非常小。其结果必然是，穷人因涨价付出的要比因补贴获得的多。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提高价格的门槛效应。显然，学费越高大学的门槛也就越高，穷人的孩子爬过这道门槛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果连大学门都进不了，还谈何拿高奖学金来弥补高学费的损失？而提高电价事实上也一样，在能源有限的背景下，不啻为通过提价的方式让穷人为富人“让电”。

　　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补贴穷人的可操作性问题。与经济适用房的遭遇一样，恐怕针对穷人的助学补贴、电价补贴也同样逃不出被富人瓜分的可能。何况，发放补贴需要机构和人员来执行，行政成本很高。(舒圣祥)

　　　“富人搭穷人便车”本就是常态

　　从教育到交通，再到最基本的水、电、热，这些都属于每个人必需的公共产品。一些人认为：很多公共政策，以穷人的名义制定，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例如油价，中国当前汽油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但汽油一要提价就受到“穷人负担不起”的指责，实际上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非穷人，低油价受益最多的是富人；现在社会上炒得比较热的几项费用，比如教育、交通、住房，还有最基本的水、电、热的价格，都要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防止富人在低价中搭穷人便车――这个涨价理由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荒唐无比。因为公共必需品上的“富人搭穷人便车”，这本就是一种正常状态，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基本的公共品需求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不管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最穷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为了让大多数人用得起起码的公共品，尤其是支付能力较差的穷人，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公共品的低价，富人因为支付能力较强，当然就搭了穷人的便车。所以在必需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天经地义，不这样才不正常、才非常可怕，因为那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承受不起的高价公共品。

　　解决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只能以向富人更多征税的方式完成，而不能提高公共品费用――因为那样会置更多人于消费不起公共品的危险境地，使公共品落入市场化陷阱。(曹林)

　　　我为何反对谩骂茅于轼？

　　打量茅先生的这种观点，笔者实在找不出瑕疵。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这不是茅先生的臆断之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在其专著里指出，在北京高校大学生中，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农村的学生占到30%，90年代中期只占到17%了，现在则低于15%。两厢对照，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确非妄言。至于通过增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这种提法是否落实可以再议，其思路本身并无过错。

　　茅先生的观点一经面世即遭炮轰，其实有着显然的现实语境――当前，涨价是一个暧昧而敏感的词语，面对物价的普遍性上涨，民众抗压的能力逐渐弱化，心理日趋脆弱，任何东西一旦涉及“涨”字都足以让人心惊肉跳。倘若提高大学学费或提高电价，民众生活压力无疑会加大，在民众眼里，物价降落才符合心理愿景，主张涨价便是与公众为敌。这是多数人对茅先生不满的现实原因。

　　同时，因为学理知识的不同，因为专业素养的不同，乃至价值取向的不同，在一些时候，经济学家和普罗大众的确很难达成共识，经济学家有时追求的是学理，是纯粹的技术理性，而老百姓一般追求的是眼前利益，有时甚至“急功近利”，这种落差是存在的。

　　茅于轼曾说过：“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茅先生是孤独的，也是有勇气的，其心曲谁能体味？学者朱学勤称，茅于轼这样的老人应引起社会敬意，而不是敌意。笔者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