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彦斌起诉华星国际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称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京华时报》11月14日)

　　首先应该向董彦斌致敬！作为一名法学博士，更作为一名公民和消费者，他做了很多人不想做、不敢做和不能做的事情。自此，对删节版《色戒》的诸多异议，得以上升为一次法律事件，从而为只能暗处汹涌的舆论找到了一个公共的爆破口。

　　很显然，被告之一华星国际影城只是一个“陪太子诉讼”的边缘角色，抑或说只是一个借以指桑骂槐、层层剥笋的“过渡被告”。董博士矛头所向的真正靶心乃是国家广电总局及其对电影不合时宜的管理制度。

　　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根据市场、受众和制作内容来区分的电影分级制度。在广电总局苛刻眼神的审视下，有的电影遭斧钺之害，有的甚至直接被莫名其妙地封杀。电影的完整性、艺术性和多元性就这么被无情折断和祛除，电影制作者和消费者的诸多权利也连带着受到伤害。

　　电影是一门艺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过是对社会原生态的艺术再现。其中自然有老少皆宜的和少儿不宜的，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社会道德的关照，对某些争议影片设置某种放映门槛本也无可厚非。但面向所有公众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总难免失之粗暴和草率——拥有理性判断的成年人的文化自由和赏鉴权利怎能像对待孩童般被一笔勾销？

　　一种整齐划一、削足适屦、断章取“义”的道德考量，其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置于无道德、无人伦、无底线的虚无境地。其中的“理性的自负”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把自己当成了完美无暇的牧师，并无端假设治下的所有人都是潜在的道德肇事者，因此必须在精神上、心理上进行严防死守。无论如何，这种居高临下的“无赖假设”都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是自以为义、不着边际的行政幻觉。所谓“政府有行动力，社会无判断力”只能是一种扭曲的结果，而绝不是事实。

　　说到底，政府不能包办公民的思想和心灵，更不能充当社会的道德牧师。当政府自我抬举为牧师，整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整个社会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社会，即便我们活到80岁仍然是未成年人。

　　像广电总局这样的文化管理部门确实应该重塑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什么不能通过一种合理、多赢的处事方式，既照顾管理需要又照顾公众的艺术需求，让人各赏其赏、各负其责？以此公民诉讼事件为契机，我想广电总局应该顺应民意吁求，果断放弃那种陈陈相因的行政管制惯性，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天塌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