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社会闲散人员”的利益，实质上是维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给所谓“社会闲散人员”以平等待遇，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无奈之下的让步，而是他们本应获得的基本权利。社会人员越多，越证实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自上周起，来北大旁听课程的学生将被要求办理旁听证，但只有每学期第一周才能办理。办理者需出具学校或者所在单位证明，社会闲散人员没有资格办理。其理由，据称是为了防止“社会闲散人员”破坏课堂秩序，以及减少校园盗窃等犯罪率等。(11月9日《北京晨报》)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谁是“社会闲散人员”？

　　应该说，绝大多数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之所以千方百计进入课堂“蹭课”，正在于不想“闲散”下去，想用知识改变命运。大学如果对此严防死守，结果都会有利于他们继续“闲散”下去。这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旁听证的问题，个中折射出一个普遍性话题，即应如何对待所谓“社会闲散人员”？

　　用籍贯、身份、地位等把人分等并人为隔离的做法，人们不会陌生。历史上，就曾把北京内城划给八旗，不许汉人入内居住；后来，也曾实施过以粮票、户口、编制等限制人口流动，减少“社会闲散人员”的办法；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曾被当“投机倒把”抓过，当“盲流”驱逐过。

　　这种僵化的做法，实质上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社会公平的违背。今天的北京，已没了内外城的界限，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的贡献也逐步被广泛尊重，但必须看到，在一些地方，仍存在着把人分等、不尊重所谓“社会闲散人员”利益的观念。在一些地方，甚至在城市街头公开打出“严厉打击社会闲散人员违法犯罪”的宣传标语。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社会闲散人员”俨然成了“潜在犯罪者”、“潜在危险者”、“潜在破坏者”的代名词。

　　即以此次北大为例，“社会闲散人员”即便想办证也“没资格”，而要出具学校或者所在单位证明，这种做法与思路也是落后的，难道在工作或者学习之余到北大听听课，也必须得到单位的授权？公民自己的生活权利，单位又凭什么来授予？即便授权了，又怎么能够监督？在早就不用靠单位来证明身份的今天，公民用身份证就足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身份。过去结婚要单位开证明，现在已经废止，就是很好的例子。

　　一些人常常爱把保证秩序、降低犯罪和减少“异类”画等号，可事实上，“社会闲散人员”和“破坏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类似行为和政策多是地方性或行政性行为，北大是国立学府，其教育资源属于全民和全社会，全体民众包括“社会闲散人员”。尽管，首先保证在校生享用教育资源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资源有余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如此严格地约束旁听者，更不用说严格禁止所谓“社会闲散人员”。

　　北大旁听证问题所折射出的，是如何看待所谓“社会闲散人员”、如何确保他们的法定权益不受侵犯的问题。这绝非小事，因为北大围墙之外，都是某些管理者心目中的“社会闲散人员”；某些地区一亩三分地之外，也都是管理者心目中的“社会闲散人员”，而维护“社会闲散人员”的利益，实质上是维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社会化建设，因为社会化正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之一。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人都必须端正一个心态：给所谓“社会闲散人员”以平等待遇，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无奈之下的让步，而是他们本应获得的基本权利。事实上，社会人员越多，越证实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陶短房(旅加拿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