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遭遇这样的难题：一名48岁的重刑犯赵四凯，提出捐肾给患尿毒症晚期、必须进行肾移植才能挽救生命的二哥。该犯家属向监狱管理方保证，如有闪失愿承担一切后果，“不给政府添麻烦”，而监狱管理局则认为此举“没有先例，无法可依”。(9月26日《新民周刊》)

　　很多人认为，人的器官属于其本人，只要是有行为能力的人，自己又主动自愿，就可以向任何人捐赠，他人不能干涉，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赵四凯的基本人权没有被剥夺，他自愿为急需换肾的哥哥捐肾，理所当然，应该允同。

　　然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赵四凯的这项人权失去了实施的基本条件———机会。因为赵四凯身陷囹圄，无法去医院！虽然在武警的监视下也可以完成这起捐肾手术，但这样的行为无法可依。

　　浙江省有位叫郑雪梨的青年妇女，新婚丈夫犯下死罪，郑雪梨向法院提出了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法院最终拒绝了罗妻的请求，一方面固然没有类似的法律先例；另一方面，夫妻双方生育权的实现是以双方的“自由身”为前提的。

　　自由是人权的核心，一旦失去，其他很多基本人权无法实现，这不完全是法制的无情，而是剥夺自由的惩戒力所在。笔者希望立法部门从人道主义出发，为类似事情网开一面。(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成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