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语》地位的涨落

　　1、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两大派，思孟一派有点理想主义，荀子一派则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代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是被楚人灭掉，汉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