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语文老师不教语文

　　说到语文教材改革，笔者不由得问一句：我们还记得刚上学时的语文课文么？我现在回想起中小学的语文教材真觉得充满着荒诞意味。我1977年上学，尚未行改革开放，课本中遗留浓厚的极左色彩。有一课只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一课是一首顺口溜：“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外加歌颂上山下乡、人民公社的几篇文章。

　　一个未谙世事的孩童，第一次接受语文教育，就是充斥着“打倒”、“斗争”的口号和歌谣，典雅而美妙的汉语言文字滑到其最粗鄙、暴戾的一面，不亦悲哉。后来的语文教材，加了一些抓纲治国、农业机械化之类的内容。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年级语文课中被打倒的一位领导人，其领导安源罢工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课文中。同一个老师，同一间教室，同一帮孩子，几年内读这样两篇对同一主人公褒贬完全两极的课文，孩子们会学到什么？语文教材其实一直在改，不过往往是根据形势被动变脸。即使粗鄙的课文退位，代之是那些《荔枝蜜》、《茶花赋》之类的“美文”，老师也要把它们大卸八块，一句句引申微言大义，直至落实到整个中心思想，一定是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我一直疑惑我们的语文老师和政治老师究竟有什么区别？

　　孔子教语文注重美学

　　完全让语文不染一点意识形态色彩是不现实的，古今中外语文教育都有其“教化”功能。新文化运动以前，新式教育体制并未推广，大多数地区还是传统的私塾或书院式教育，语文并不是单独的一门课程，品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混杂在一起，教孩子识文断字时，便按照主流价值观熏陶孩子，比如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等等。蒙学课本《三字经》、《增广贤文》莫不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极重名教的国度，如此做很正常。至圣先师孔子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将德育和美育一起搞，弦歌之中，对学生施行文学教育、品德教育和职业培训。

　　可孔子不是庸俗地、急功近利地教导学生怎样做一个通晓礼法的士，孔子注重循循善诱，用美妙的诗文来教化学生。《论语》中师生们对话多处引用《诗经》。“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尔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可算是融汇德育与语文教学中的范例。我们想想，如果孔子把《诗经》开篇的《关雎》，拆得支离破碎，味同嚼蜡得阐释君子当发乎情止乎礼，学生怎么能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受？

　　让孩子感受到语文之美

　　话题回到今天的语文教材乃至整个语文教学上来，我以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教材的内容，即选什么样的文章；二是怎样向学生讲解这些文章。课文固然应当是美文，美文被讲授时更需要传递美感。

　　文章之美自然见仁见智，文章所蕴含之“微言大义”亦如此，但我想在一个时代应当有普世标准。从文章之美来说，起码应有音韵和辞章之美，那种充斥暴力与仇恨的粗鄙文章传达不出这样的美。从其“教化”功能来说，体现的应当是普世价值而不是逆历史潮流的价值观。孔子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几千年皇权时代，中国是宗法社会，让孩子们读《弟子规》、《颜氏家训》、《三字经》，潜移默化地接受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夫唱妻随等价值观，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的。可是到了清末，传统的秩序不能再维持下去，还用这种东西教化小孩，岂不是刻舟求剑？“打倒孔家店”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将对孩子传统的教化模式推翻、更新，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救救孩子”。现代的语文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蔡元培等人推崇“美育”便是这样的努力。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民族语文的美，有种自豪感，才能在品德上对其陶冶。现代的语文教材传达的价值观显然不应是古代的那种纲常伦理，当是平等、自由、自信、诚实、包容、仁爱这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

　　关键是老师怎么教鲁迅的一些文章从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撤离，本不是个问题，鲁迅固然伟大，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很多。选文对鲁迅也罢，对别人也罢，应当有相同的标准。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念中学时，鲁迅文章在语文教材的比例中确实相当大，鲁迅的文章亦非篇篇精品，教育当局过去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因此选了许多被誉为“匕首、投枪”的杂文，可是我们回想一下，哪些鲁迅文章对我们印象最深？往往是有大悲悯，见真性情的小说和散文。

　　因此减少鲁迅的文章，选一些金庸的文章，没什么大不了。可内容变革了怎么办？还是那样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一切教学活动为了应付选择填空阅读理解那种死板的考试。那么爱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学生，在课堂上听语文教师一段段分解讲授金庸的小说，照样会觉得索然无味。

　　一个曲线很美的身躯，在画家眼里是艺术，获得的是美感；放到医生的手术刀下，美感全失，无非是肌肉、骨骼和皮肤组合而成的碳水化合物。语文教师应当是画家而不是外科大夫。(来源:新京报 作者: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