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8月13日，收集了部分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首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收录了8242名遇难者的资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收集了2592名幸存者的资料。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查找出的8284个遇难者，名字被编成三卷名录，并且每个名字后面，还尽量做了简注，比如性别、年龄、住址以及遇难时间和如何遇难等。大屠杀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成千上万条鲜活的生命，现在这些生命以各自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更加感到那场屠杀的血腥。翻阅名录，仿佛面对一个个冤魂。读着这一个个名字，情不自禁想象这名字之后的人，甚至试图想象他或她当年的音容笑貌……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很人道也很人性。其实，人道和人性的“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

　　或者，人道或人性，都必须落实到个体的人身上，因为人总是以个体的形态存在着的。另外，谈人道和人道关怀，不仅要关怀每一个活着的人，甚至也需要关怀逝者，尤其是那些无辜死于历史灾难中的逝者。该“名录”的编者不惧烦难，从浩繁的历史资料中爬罗剔抉，把几十年前的死者按名字一个个予以落实，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同时也是对死者的负责，一种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负责。

　　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过后，倒下去的总是无数的亡灵。因其无数，再加上年深久远，往往就只剩下一个数字了。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杀一个人是杀人，杀十万个人就变成了数字。这句话让人憎恶，但不幸大多是事实。南京大屠杀过去70年了，没准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那里，这个大屠杀就剩下一个数字，一个30万的数字。历史记忆的数字化未必就不是一种危险，它使我们对历史隔膜，而人类是不能斩断自己的历史而生活的。历史之流就是现实之流，我们都来自历史。

　　因此，像《名录》这样把数字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打破以往的数字化记忆，使历史锲入我们今天的现实和我们的生命，这实在是深化我们历史记忆的一种很值得推广的方式。这样的工作国外早有成例。比如，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搜集了10万多个死难者的名字，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死难者纪念墙上也刻有20多万死难者的名字。相比之下，我们这项工作才开始，还要继续做下去。

　　不但这次大屠杀死难者的名录要做下去，我们还有不少死于其他历史灾难的“名录化”工作也需要做起来和做下去。

　　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当年巴枯宁说：历史惟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样了，可是周作人却偏偏反过来说：历史惟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对于历史灾难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巴枯宁而不是周作人。因此，这里强调历史记忆，更要强调的是：记住悲剧而不是记住仇恨。记住悲剧是为了不让它再发生。

　　可是，如果记住仇恨，悲剧就有重新发生的可能。(来源：新京报 作者：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