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钢铁、石化、机械、化工、电力等行业的强力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7535亿元，同比增长31.5%，上半年钢铁行业的利润增幅高达116%，石化利润增幅95%，机械、化工、电力等行业实现利润增幅超过50%，分别为73.6%、63.7%、59.4%。(第一财经日报7月27日)

　　就在三大石油集团、五大发电集团频频上书国家发改委，形成“绑架”、“逼宫”之势，欲强迫国家发改委对他们的涨价要求予以就范之际，财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暴露了资本逐利的天性和嗜血的本能。七千多亿的利润蛋糕，依赖多少经营垄断、政策优惠、国家支付改革成本进行培育暂且不说，其盈利基础建立在“与民众抢食”、“与百姓争利”之上已是不争事实。只是，这块巨大的诱人蛋糕，作为国有企业的主人、股东和出资者，何时可以分享其中美味？

　　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向政府上缴红利。从产权上说，国企产权属于公共产权，归全民所有；从管理与经营方面说，政府承担了国企大部分的重组成本，政策设定的门槛，让国企处于行政垄断或自然垄断的状态，这些都为国企能够不断提高利润提供了保障。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利润属于公共财产。再者，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定位看，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如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上缴国家再用于公共需要，也就理所当然。而且从市场竞争看，如果说过去为将国有企业锻造成为市场主体，而有意将利润留给企业促其发展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话，但在市场格局基本形成，各市场主体均按一般市场游戏规则运行之后，国有企业也不应该保留例外。

　　世行驻中国代表处的一份报告一针见血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上缴财政，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应该向国家分红，而应当向谁分红的问题不存在争议，“这些企业应该向其所有者进行分红，而且所有者有权决定是否分红以及分多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表示：“国有企业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其实，国有企业向其拥有者分红，在全世界都是惯例。法国国有企业按股份向股东发红利，国家股份的红利均上交法国经济财政部的国库司。德国和英国两国国企红利均通过财政预算体系上交国库。在美国，不少州利用其公有资产的收益进行直接分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比如，1976年阿拉斯加州公民投票决定设置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运营的“资源永久基金”，将该州至少25%的石油资源及相关收入投入永久基金。自1982年起，阿拉斯加州政府连续20多年给在该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分红，每人每年几百至上千美元不等。早在193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经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而后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无论是从“谁投资谁受益”的角度，还是从“保护国有资产”的角度，还是从“增加公共服务”的角度，国企利润都应该与百姓福利共进齐飞。“将所有者的剩余收益予以兑现”，最重要的是钱应该归谁所有。按照宪法精神，国有的就是全民的，庞大的国企利润应该归全民享有，而不是被特殊群体瓜分。在目前国企的利润留存于企业的体制下，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企业通过各种变相手段发放工资、奖金、津贴和高福利等，甚至在不同行业间还出现了互相攀比的现象，其结果就造成了工资对利润的侵蚀。这种凭借垄断地位和独家经营带来的行业高额收入，严重灼伤了人类公平和正义，动摇了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基石。让全体公民分享国企红利，是时候了。

　　虽然国家将按照多少比例提取红利暂时还没有明确，但是按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利润约为1.2万亿元的规模，如果参照国外政府一般向国有企业提取利润的30%计算，每年将会有约4000亿元的红利上缴给国家。国企分红最重要的是必须让这部分钱充实到社会公共领域，例如资金缺口巨大的义务教育领域，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社会福利、保险领域等。相对于现在我国公共财政每年大概是3万个亿的水平，4000亿元的红利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分享到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来源：中安在线　作者：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