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朝阳区投促局组织区教委、区人事局等对驻区的外资企业进行政策宣讲。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本市今年将严控“双外生”进京指标，朝阳区原则上不审批外地生源、外地院校毕业生进京。朝阳区原则不予审批外地生源、外地院校毕业生进京。(据6月28日《京华时报》报道)

　　在启动不久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中，如何控制北京人口总数成为专家和政府部门的一个艰巨任务。目前北京有常住人口1500万人，人口数量是不能无限增长下去的，进京政策本身就是限制人口的方法之一。进京指标的政策不会在短期内取消，那么合理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就必须仰仗于政策本身的适度调整。目前这种计划经济时期的调控手段，在人才市场逐步成熟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失去其本来意义，因此，尽快打破不合理的户籍壁垒成为当务之急。

　　“进京指标”是政府户籍管制的需要和结果，它拥有巨大的价值，即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在这座城市所享受到的种种利益。有了“进京指标”，就可以拥有北京户口；有了北京户口，就意味着可以享有这个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北京买到经济适用房、孩子就可以分享这个城市提供的各种教育机会等等。因此，每年也就有大量的毕业生们，愿意为了“进京指标”而付出不菲的价格，因而也就造就了一个“进京指标”的市场。虽然在现实的运作中，政府为“进京指标”设置了一系列藩篱，使得“进京指标”成为极为稀缺的产品，然而，除了一成不变的“加强管制”———行政处罚、指标作废等措施外，又没有真正有效的管制手段。所以，在市场供需矛盾激烈和政府官员寻租行为的双重作用下，“进京指标”终于成为一种“准市场”的产品。

　　这枚“计划”下的“蛋”，早已有了“腐臭”的味道。首先，背离市场规则。“指标”本身就带有指令性、计划性和权威性，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进京、留京指标是一种社会资源，政府在这种资源的分配上，应该通过人才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使所有符合进京条件的人，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而现在这种由政府分配进京指标的模式，实质上体现的是对人才自由流动的限制，从长远来看，对地方的发展有害无益。 其次，折射出明显的歧视。按有关规定，能获得进京指标的单位，只有那些国有企业和特批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其他企业，比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则没有这种“待遇”。再次，容易产生腐败。由于学校和企业分别掌握着“指标”分配权，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这种分配权很容易落到个别人手中，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还有，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由于进京指标地下交易活跃，使人才和企业之间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挂靠，没有事实上的工作关系，而户口、档案却在“空转”。在这个过程中，行政资源被毫无实际价值的“程序”大量浪费掉了。

　　有鉴于此，人力资源专家王常江认为，留京指标应该从分配给企业变为政府的一种资格认证，适度降低门槛，只要本科毕业，在北京工作了一定年限，就应当给予北京户口的待遇。把现在毕业生与企业之间的行为变成政府与毕业生之间的行为，这样不仅杜绝了腐败，也同时把留京指标这样的社会资源归还给政府，体现了对企业的公平。一个城市的容纳力确实有一定限度，而人才需要流动，城市也需要各类人才，在引进非北京人才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移民政策，对每个申请人的财力、技术状况等进行审批，只要个人达到城市需要的标准，对城市发展有利，就可以“进京”，而对个人进京后的职业等不做另外要求，这才符合供求关系本意。当然，要想让人才引进真正走上理性轨道，根本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打破不合理的户籍壁垒，剥离附加于户口之上的种种特权和利益。(作者：王清 来源：中安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