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也都把那里当作了阵地。

　　“大家都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精神层面发生的各种变化。”葛兆光说，他们专业的同学虽然没有像查建英、杨迎明他们那样，热火朝天地办刊办报，但是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会端着饭盆，挤在三角地读新诗。

　　而为了见北岛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骑自行车进城，去参加“地下诗会”，冻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骑回北大。

　　激情

　　他们对国家社会、民生时事充满了热情，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无比自豪。“甭管谁出门，都别着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学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们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1981年，77级学生三年级，发生了两件大事，隐藏在内心的激情潜流得以迸发喷涌。

　　第一件与体育有关——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出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连扳三局，终以3比2战胜当时的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涌出宿舍楼，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索性把扫帚点着当火把，跑到现在的中关村一带游行。“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都在喊‘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马上大伙就跟着一块儿喊起来，当时那样一句话特别能表达出我们的心情。”

　　喧腾中，大家没有留意是谁第一个喊出这句口号的。没曾想到，这句口号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强音。

　　多年之后，在《中国体育报》工作的杨迎明特地为它做了一番调查考证，最后确认首创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刘志达。

　　同一年，北大举行校内竞选，各系纷纷推举候选人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学校里到处都是竞选台子，发传单的，演讲的，热闹极了。”查建英至今难忘学生时代的单纯和热情。

　　后来

　　4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对于77级来说，毕业分配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正规大学教育中断10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那么多就业位置供我们选择，留在国内，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

　　她留学的南卡罗莱纳是美国南方一座小城，黄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

　　1984年她离开“贵州”，走进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1987年回国，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问世，被评论界褒奖为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还为内地、香港、纽约等地多家媒体撰稿，并用英文写作了《China Pop》(《中国波普》)，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访谈录》，首印1.5万册一个月内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理想和热忱，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当时单纯的不仅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是相对天真的。”虽然连北大毕业证都没有拿，但她说，北大的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她庆幸自己通过北大站到了更高处，“在北大，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和理念。当年我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被长年灌输进去的东西，需要很长时间去清洗，北大是一个开始。”

　　有意思的是当年一心想当作家的她，现在觉得做专职作家“太辛苦了”，她现在的工作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国事务代理，“他们来北京开会、研讨，我们负责组织，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说，这份工作是她挣钱的活计，而因为没有生计的压力，写作也变得更加自由随性。

　　她的同学毕业之后有的成了专业作家，有的则进入出版社或者大学。梁左写出了经典室内剧《我爱我家》，王小平创作了《刮痧》等影视剧本，陈建功和黄蓓佳先是成为著名作家，后来又走上行政岗位，担任中央或地方作协的领导职务……

　　新闻专业的70名学生一早就被中央级新闻单位预订了，“当时除了中央直属的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没有一个名额。”

　　杨迎明自大学期间便在《中国体育报》评论部实习，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份报纸不属中央直管，没有大学生进人名额，时任社长徐才不得已专门给体委领导写了报告，再由体委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这才特批了一个指标。

　　“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电台、电视台，就觉得到报纸才是真正干事业的地方。”说起这些年媒体行业的变化，杨迎明很有些感慨。“我们这批人进入中国新闻界，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叙事手法的转变，突破新华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民意，让新闻媒体从宣传工具逐渐回归本位。”

　　杨迎明入职后，历任评论部主任、体育报副总编等职务，现在是《中国足球报》总编辑。年轻的时候，他撰写的体育评论曾被外交部点名表扬。后来，他关注中国人的“活法”，把体育报道的眼光从竞技转到日常生活、群众体育，《早晨，北京的老人们》、《无剪辑录音》、《国人之余暇》等特稿至今读来仍有新意。

　　他的同学也都成为影响中国传媒界的人物：新华社副社长何平、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王庚年、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雅斌、中国财经报副总编马向伍、中青在线CEO刘学红……

　　葛兆光和他的同学，大多数就职教学科研机构。虽然“终日与故纸堆相伴”，但是作为打上历史标签的77级，他们密切关注着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变化，“我们那一代人始终在历史漩涡的中心里打转，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不仅仅关心学院里面的事情，学院外面的事情，你也要有关怀！”

　　他力倡学术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学者上电视，号召学术高手们来做这个工作，“我们有些高手还是把自己束之高阁，悬挂在高高的云端，这是不对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别关心真正传达到民众那里，成为影响和指导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的那些东西。”

　　当年不知“古典文献专业”为何物的他，庆幸自己通过北大严格的训练，“找到了一个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还看不清楚的未来，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探究中渐渐明朗。20年来，他著述甚多——《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两大卷的《中国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等等，论著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2007年3月，他辞别清华大学，就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22万人，高考扩招步伐正式启动。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截至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已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3年，实施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迎来变革，高考时间提前1个月，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高考告别酷暑。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2007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即将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从高考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应付考试，除去文化考试，他们还需要应付严格的身体检查、政治审核和地市初选。

　　这是一张珍藏多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第一位，方铁：胸佩云南大学校徽；左起第二位，方钢：佩昆明师范学院校徽；右起第一位，方敏，佩云南师范大学校徽。第二排左一，常洪，胸前别昆明医学院校徽，右一，方慧，佩昆明师范学院校徽……就像在财富匮乏的年代，人们拍照要穿上顶考究的衣服，亮出明晃晃的手表一样，在知识珍稀的年代，点缀在胸口的一枚大学校徽，比首饰更加罕有和高贵。

　　现在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几乎10个人里有8个是大学生，而大学生里头，又几乎10个有8个根本不戴校徽。那会儿可不是这样。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曾经的共同身份是知青。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是被剥夺了求知权利的青年，或者起码是知识之路被中断了的青年。

　　父亲口中的大学如此迷人

　　方家姐弟4人，有3位是知青，远放云南边陲的时候，方铁刚升上高一，小弟方钢上到初三，大姐方慧最为委屈，已经上到高三，离大学门槛一步之遥，“我大姐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上大学肯定不成问题的，当时连志愿都想好了，要学外语。”

　　外语没有学成，倒被迫学起了傣语，方铁姐弟3人去往的知青点，都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地区，是傣族聚居地，那里人少田多，知青的到来为当地输入了大量青壮劳力。“每个人发一头牛，一架犁，就开始犁田。犁田、扒田、挑秧、插秧……劳动一天的收入是1毛4分钱，可换两盒火柴。”知青闲了经常教寨子里的傣族人学说汉语，也跟老乡学会了不少傣话。方铁和姐姐后来成为研究西南民族史的教授专家，他们的傣语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方铁的父亲方龄贵，著名历史学家。老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因有二分之一蒙古血统，逐渐对蒙元历史发生兴趣，师从姚从吾和邵循正，专攻蒙元史。1946年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获硕士学位后，返昆明母校任教。

　　因此，方家儿女几乎从小就是在大学的氛围下成长的，他们时常听父亲讲起求学时接触到的许多教授、名家，无限神往：

　　——邵循正先生在西南联大作学术讲演，《元遗山与耶律楚材》，吸引了很多人来听，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邵先生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有声有色，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快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

　　……

　　父亲口中的大学如此迷人。但是下乡以后，这一切已经遥不可及。“压根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上大学。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我们对理工科不感兴趣，这辈子就不可能上大学了。”

　　东拼西凑的油印复习资料

　　但是自学的习惯还保留着，方铁每天看书到12点，找到什么看什么。“文革”中批《水浒》、批孔老二，某种意义上还普及了一些经典读物，《水浒传》、《三字经》、《千字文》作为批判对象发下来给大家看。方铁至今认为，他对历史学最原始最朴素的兴趣，始于《水浒传》。后来专攻西南民族史，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最直观最切身的感受，则来自与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知青生涯。

　　事实证明，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抓住机会的知青，恰恰是那些求学之梦尚未彻底死灭的人。

　　“总觉得‘文革’只是一个过程，这个国家总有一天要走向正规、正常。但我们自己是个问号，我们的命运是什么？一辈子就在这里吗？那时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口号，但口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从知青来讲，总觉得不能沉沦，不能堕落。”瑞丽知青方铁、盈江知青魏罗罗、腾冲知青李巨涛，一致认为后来的伤痕文学把知青写得太灰暗：“特别是那个描写云南知青的电视剧《孽债》，我们看了就觉得很不真实。这样的个案不是没有，但是知青中积极上进的大有人在！”

　　李巨涛是印度归侨子女，在“文革”中串联，每到一个小县城，都要到当地新华书店，把造反派还没有来得及清除的书籍买下，打包寄回省城。这些书，在省城早就绝迹了。图书馆里的书被集中起来，由造反派统一管理，等“文革”到了中后期，到处武斗，造反派管不了那么多，这些“毒草”又慢慢流传出来，李巨涛就是那时集中阅读了《简•爱》等一大批名著，并在恢复高考后决定从文。

　　跟李巨涛同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日本归侨知青魏罗罗，下乡劳动时年龄极小，刚上初一，且家境优越，根本没做过粗活。“父亲刚回国时是高干，13级干部，家里可以吃小灶的。到了知青点，我跟我姐姐连饭都不会做。生火要用吹火筒吹，吹出一脸的烟锅巴，饭也煮不熟。”因为有海外关系，魏罗罗姐妹在知青点备受歧视，其他知青甚至不愿意跟她们同桌吃饭，“别说红卫兵，就连红战友我都当不上。”这种环境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劳动中必须比别人更加卖力才会获得认可。魏罗罗年纪虽小，但性格特别要强，不甘落人后，到恢复高考时也是如此。因为只读了初一上半学期，知识结构单薄，而高考中她所面对的竞争者，不但有一直在学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生，还有像方铁的姐姐方慧这样下乡前已经读到高三的“老三届”。

　　方铁的父亲方龄贵老教授出身较好，是农民，在惟“成分论”的“文革”中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惟一遇到的麻烦就是因为兼任图书馆馆长，古书、外文书买得比较多，被扣上一顶宣传“封、资、修”的帽子。

　　老爷子的藏书成为方铁姐弟几人的财富，学校武斗闹得凶时，他们就躲回家中看书，方老爷子有几千本藏书，虽然慑于“文革”，烧毁了其中比较“招眼”的一部分，但留下来的宝贝还是不少。到了恢复高考时，又全靠父母帮孩子们多方寻觅书籍与资料。“那时根本找不到教科书，也没有铅印的辅导材料，只有一些民间油印材料，都是像我母亲这样在中学教书、有点基础的家长，东抄西抄，自己编写出来的。”

　　“完全不知道要考什么，怎么考，政治课当时的重点肯定是刚召开的三中全会，语文我想肯定是考一篇作文了，没什么好复习的，拿到卷子一看，还考汉语拼音、纠正错别字。拼音就考砸了。”两个多月时间，半盲目的复习准备，方铁硬是叩开了高校的大门。

　　请愿：我们要上学！

　　高考消息传来时，方铁正在楚雄地区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这家700多人的生产炸药和导火线的“兵工厂”，有200多名工人是知青，大多是厂里的技术骨干。1977年厂领导得知恢复高考时，还特意对本厂知青封锁消息。

　　“那地方非常闭塞，山沟沟里头，离县城还有20公里，上午要到10点才看得到太阳，下午3点太阳就下山了，人称‘夹皮沟’，高考恢复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情，等知道消息的时候，高考已经过了。我姐姐方慧当时已经调到昆钢(昆明钢铁厂)，她得到消息比较早，1977年就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又成为建国后云南培养的第一个女博士。”

　　云南盈江县弄璋乡下岗相寨知青魏罗罗至今记得那张决定了她后半生命运的试卷——“当时的作文题，好像是《攻书莫畏难》和《青松赞》。”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魏罗罗就读于昆明师范大学历史系，恰好与方铁的姐姐方慧同班。魏罗罗亦是下岗相寨知青点中惟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同一知青点的其他知青在返城后，不少进了工厂，在新一轮的人才组合中，由于学历和知识的限制，绝大多数现在已经如他们下放的寨子名那样——“下岗相”了，这种同途殊归的命运感常让魏罗罗唏嘘不已。

　　从高考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应付考试，除去文化考试，他们还需要应付严格的身体检查、政治审核和地市初选。报纸公开刊登的报考条件包括：“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定为革命学习……”

　　“当时我们白天在工厂上班，电力紧张，晚上总要停电，就买了一大包蜡烛，每天看书复习到两点。”跟方铁同在国防工厂复习迎考的知青约有20名，工厂舍不得这批技术骨干，不让他们参加高考。当时正值邓小平全面整顿工厂，国防工办派了个工作组到厂里整顿。20个青年人一商议，派出几个代表，专门面见国防工办工作组的成员，“有点半请愿的性质了——我们要上学，希望成全我们！工作组的这些同志政策水平比较高，也比较开明，明确表示支持：只要你们考上，工厂肯定放人！”

　　为了妹妹返城，永远留在乡下

　　虽然遇到过阻力，但方铁们是幸运的，毕竟能够顺利走进高考考场的知青，只是少数。

　　跟魏罗罗同在盈江县弄璋乡的知青姚德兴，是现在还留在知青落户地的惟一一位知青，其他一些没能返城的知青，绝大多数也调进了县城，只有他，还守着镇上的小学、中学，在他下乡的地方娶妻生女，教书度日。

　　一条泥泞的小路走到头，就是姚老师的家，小镇上人人认识他家。“姚老师嘛，昆明的知青馓！你们是他昆明来的亲戚嗦？”穿筒裙的傣家妇人，操一口带地方口音的汉话，笑盈盈指路。1969年来到盈江县弄璋乡的姚德兴，在当地生活了38年，已经快要步入老年，但在当地人眼里，身份依然是外来的“知青”。

　　他家自筑的小院，格局与陈设跟当地民居并无二致。中堂悬挂的“天地君亲师”挂匾和祖先牌位，透露出一点文化气息。小餐桌上按当地的习俗点着白蜡烛，用来驱苍蝇蚊虫的，就连摆放的菜肴：牛干巴、玉米豆腐、金波菌，也是一律的傣家口味。

　　姚德兴生父早亡，母亲携他改嫁，在他上面，有继父带过来的一个姐姐，在他之下，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姚家兄弟姐妹从小在一处长大，感情很好。为了能让小妹子回城，23岁的哥哥跟当地签了“卖身契”：留在弄璋，不再返城。

　　“当时我跟我妹子在一个地方，都是知青，推荐回城，她没能推荐上。妹子才18岁，年纪太小，我要是回去了，留妹子一个人在这里，不放心馓。所以我说让她走，我留下。”1970年12月签的约，1971年，地方上就把姚德兴调入了寨子里的小学校，当地需要知青人才，像姚德兴这样下乡前读到初三的文化人，在小学成了万能的多面手，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学校开什么课就教什么课，缺什么老师就当什么老师。

　　到了27岁，回城无望的姚老师经人介绍，跟寨子里一位傣族姑娘结了婚。不明就里的知青同学都说，连城都不要回，肯定是在当地找下了漂亮老婆。“婚礼当天，全部要来看新娘子到底有多漂亮，一看：哎哟，不怎么样嘛！”姚德兴至今说不来傣话，也说不来标准的昆明话了，他是昆明话夹着盈江腔。

　　以前傣家姑娘不愿意嫁汉人小伙，知青来了以后，情况慢慢改变。汉族知青有文化，对老婆好，生活也比较文明。周围几家大院中，姚德兴家是惟一一家装有太阳能热水器和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到镇中学任教后，他爱人也被调到中学食堂当炊事员。学校校舍不够住，姚德兴家的厢房一度还免费留宿过30名学生。“这个房子是分几次盖起来的，刚开始是竹子的草屋，后来改成土基的瓦房，到93年才改成砖房。”

　　当时兴高采烈回城去的小妹子，许多年后对他说，“哥，我对不起你。”

　　妹妹、弟弟回城以后，因工作需要，都进大学深造过。回城后没考大学的知青，有不少收入还不如姚德兴，有学历有知识的，现状大多比较优越，“我弟弟的别墅靠近昆明世博园，下面一层，上面一层，还有车库。以前我回昆明一趟，好多地方不通车，坐一段车，下来走一段，要四五天才能到，现在他们都买了私家车了，开车来接我。”昆明，每年回去一次，住不满10天，就要走，怕妹子内疚。每次他都故意说，在昆明呆不惯。

　　高考？这里太闭塞了！姚德兴得到恢复高考消息时是1980年，那时他已经34岁，而且高考从1979年开始就设定年龄限制了。得到高考消息的同一年，他去省政府咨询，可不可以把一个娃娃的户口调回昆明。省政府工作人员答，北京、上海来的知青可以，你是昆明人，到盈江还是在云南省，不算支边，政策不许可。“以前老做梦，梦见调回昆明喽，户口也转回去喽，醒来人还是在这里。这几年，连这个梦都不做，这颗心已经彻底死掉了。”

　　当地升学率不高，回昆明的弟弟妹妹，孩子都上了大学，姚德兴的3个女娃娃，学历最高的读到中专，在乡里的中学教书。娃娃的名字都是姚老师起的，老大，叫春燕，春是春城昆明的意思。老二，叫昆妹，老三，叫昆盈。直到老三出生，姚德兴才猛然醒悟，这辈子是回不去了，孩子的名字里有了盈江的位置。

　　路灯下夜读的“文革”后第一届

　　撇开姚德兴这样与高考彻底绝缘的案例不谈，570万这个数字仍不足以囊括1977那一年知青们喷薄而出的报考激情。几个月后的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方铁就在这一批考生之中。此时，他的妻子常洪、弟弟方钢均已作为保送的工农兵大学生，先他一步跨进大学校门。姐姐方慧虽然率先参加了第一批的高考，但因为冗长复杂的招生手续，到弟弟准备第二年考试的时候录取名单还未张榜公布。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方慧和方铁先后被昆明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历史系录取，77和78两级学生在同一年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中国高考史上的特例。

　　方铁的父亲曾经的最大遗憾就是作为大学教授，自己的4个子女却与大学无缘。谁知，1977、1978两年之间，4个孩子竟然齐刷刷地佩上了大学校徽——姐姐和弟弟同级，哥哥和妹妹同级，这让老爷子无限欣慰。

　　方铁当年是楚雄州文科考生中的第二名。还没放榜，厂领导就因为招生办来调档预先知道了消息。“厂领导找到我：小方啊，你能不能不要走啊？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考上了，我说如果考上我一定要走。”

　　方铁所在的国防工厂，现在是全国最大的导火索厂，但厂子里的技术基础，却是当年那一批知识青年奠定下的。方铁在厂里负责的产品，曾得到过中央军委嘉奖，直到现在，生产相关产品，还使用着方铁当年写的技术文件。多年以后，这一批从厂子里走进大学的知青在各行各业有了作为，工厂里依然“与有荣焉”，报纸上登载了方铁家“一门八教授”的故事，厂领导马上买下几十份报纸，到处散发。

　　“‘文革’停办大学10年，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人才都出现了严重的知识断层，弥补这个断层，就靠这批后来考上大学的知青，包括小知青，迅速地顶上来。这批人现在承上启下，挑着大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不恢复高考，没有这批人，我们国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如果文化的断代再长个一到两年，后果将更加严重。”

　　进入云南大学就读的方铁发现，这座曾作为西南联大校园的大学，已经不复是父亲记忆中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了。

　　“当时的大学，刚刚教授完工农兵学员，教学质量非常差，但是我们很尊重老师，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看我们自己的。毕竟，上大学的机会太难得了。”方铁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9岁，全班70位同学，只有4个应届毕业生，其余的都是知青，其中50位是已经工作了5年以上的带薪学生，携带家眷、拖儿带女的“老龄大学生”相当普遍。

　　“知青有个很大的特点，自学能力相当强。当时有个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的理解就是，虽然很少机会，一切服从国家分配，但是主观上必须做好各种知识储备，机会来临的时候就能够稳稳地抓住。”1978年的大一新生李巨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魏罗罗所在的昆明师范大学实行灯火管制，图书馆10点半关门，宿舍12点熄灯，她就买来煤油灯夜读，常常熏得两个鼻孔黑黑的。路灯下面的，打着电筒的，看书背单词的，都是这些如饥似渴的大龄学生。

　　可怕的两届半

　　方铁中学学的是俄语，到了大学改成了英语，许多大学生跟他一样，连26个字母都不认得，于是从头开始。老知青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让魏罗罗羡慕不已。“他们的自学方法非常棒，我们都跟他们学，怎么找材料，怎么归纳，怎么做索引、做卡片，怎么讨论……可以说，我们这几届以后的大学生，无论是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根本赶不上我们。”魏罗罗就读的师范大学中，仅以她所在的班级为例，40名学生中许多后来成了大学老师，去地市中学教书的也大多当上了校长，在“文革”以后的人才教育传输和填补文化断层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再说方铁教授，虽然他上的并非师范大学，但他跟他的妻子、姐妹、兄弟一样，选择了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他170平米的寓所里，藏书多达几万册，颇有乃父之风。

　　知青大学生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外曾有专门学术论文研究中国的知青大学生，并把这一代大学生叫做“中国可怕的两届半”，指的是77、78级，79级算半届，因为79级就开始限制年龄了。专门研究这两届半的知青大学生：他们的走向、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地位。说这两届半“可怕”，是指他们力量巨大，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入学，直接促成了中国高校体系的学科梳理和完整化，成为文化接力棒的重要传递人；从社会影响来说，他们身份特殊，受过多年马列主义教育，通过亲身经历对中国建国以来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感受与反思，能适应最正统的思想，也有叛逆精神，渴望除旧布新，所以能够上接毛主席政治路线，下接邓小平改革开放，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能量与活力，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显著而深远。

　　正如方铁教授所说，“我是搞历史的，我深深了解，一桩历史事件的影响、意义与价值，有些当时就能体现出来，还有些则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时代，才能看得明白。”

　　方铁，云南大学教授、博导，曾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瑞丽弄岛乡弄额社知青，1978年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他所在的知青点共10余名知青中，有10位考上了大学。

　　魏罗罗，云南省归侨联合会办公室主任。云南盈江县弄璋乡下岗相寨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届大学生，考入昆明师范大学历史系。她所在的知青点共12名知青，仅她一人考入大学。

　　李巨涛，云南省归侨联合会副主席。云南腾冲荷花乡献多寨知青，1978年通过自学考试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他所在的知青点的20位知青中，约有8位考上了大学。

　　姚德兴，盈江县弄璋乡姐冒镇中学退休教师，曾任姐冒镇中心小学校长。云南盈江弄璋海朗社知青，他所在的知青点8名知青，无一人考上大学。

　　走下神坛的大学

　　2001年9月——北大取消“状元墙”。

　　2002年——22岁的清华大学机电系学生刘海洋用硫酸伤熊。

　　2003年——媒体报道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在经营肉铺。

　　2004年——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杀死4名同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也引发全国范围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大讨论。

　　2005年12月——复旦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研究生张明(化名)以帮忙收养小猫为由，骗取小猫大约20只，全部挖眼后丢弃。

　　2006年12月——北大医学部02级临床专业学生宋韩明屠杀了一只“仅几个月大的小白猫”。

　　2006年——学术打假网站“新雨丝”上署名张远山的一篇文章《潘知常教授与鄙人所见略同》指出南大教授潘知常的学术腐败，拉开了一场大论辩的序幕。

　　2007年3月——吉林大学在该校校内网上自曝欠下30亿债务，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负债经营”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所谓自由之精神、学术独立之操守、大师之风范，倒不提了。

　　2007年3月——人大国关学院张鸣事件暴露了当前高校官僚化和高校学术行政化的问题。

　　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恢复高考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

　　实习记者周璇李劼婧

　　北京城的繁华与我无关

　　拥挤的北京环线，车流不息，空气中潜藏着被压迫感包围的窒息。

　　东四环外的朝阳区青年路，一个仅4平方米左右的半地下室，没有窗户，卫生间是公用的，放下床和一点点行李就已经非常拥挤了。范丽在这间小屋住了快一年了。

　　2006年夏天，范丽从武汉大学毕业，拖着行李箱独自来京城找工作，跟人合租下这样一间小屋，月租280元。她像马达一样奔波出没在偌大北京城的角角落落。

　　“还贷”成了范丽毕业后生活的一个主题词——她从大二开始借国家的一万多元助学贷款必须要在2010年还清。

　　刚到北京那会儿，她和几个朋友合搞了播客网站创业项目，在苦苦坚持两个月后，由于资金和核心技术不过关而夭折了。

　　之后她到了猫扑网站工作，但不久网站调整，员工失业，范丽拿着三个月的工资补助回家过完年，只好又投入新一轮艰辛的求职与面试。这是2007年初，她离开校园已经半年。

　　还贷的压力就像一块磨砂纸，在心上砺砺地擦过来擦过去。

　　仅3月份，她就面试过新浪、腾讯、人民网和中国新闻网等北京各大网站的相关职位。“面试越多剩下的机会就越少，压力越来越大。”

　　4月开始，范丽进入慧聪做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编辑，“虽然并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至少稳定下来了。”从此，不熟悉的“IC防盗”成了她每日接触的词汇，许多网络专业知识需要从头补起，而期间生病，无助和迷惘，她都一个人挺下来，没有告诉家人和任何朋友。

　　范丽觉得，如今在北京的生活交织着忧虑和希望，4年前那个重要的人生关口——高考——似乎变得有些遥远了，“尽管当时也觉得苦，但生活的主题词只有学业一项，很简单。”而现在，工作、还贷，甚至家庭负担都困扰着她。

　　范丽家在湖北的一个小镇，家中三个孩子。除了还贷外，她现在还得负责妹妹每年4000元的学费。作为小城镇普通家庭的长女，现实并没有给范丽太多的选择权利，出国、考研、双学位，任何更进一步深造都需要大笔经济和时间支出，而只有工作才能尽快挣钱。

　　现在范丽与新同事租住了一个条件更好一些的房子，拿着每月三千块的工资，开始与在外地做自由职业的男朋友计划以后的生活。然而北京城的繁华喧闹似乎与她没有太大关系。

　　高考前范丽为了荣誉和命运拼尽一切努力，而在毕业后的北漂生活中，当年以地区第三名的分数在家族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那份荣耀，早被消磨殆尽了。

　　热门专业的迷茫与烦恼

　　广州大学城的一间宿舍，窗外天气有点阴沉。林谷(化名)正眉目紧锁地对着电脑赶毕业论文。工作尚未落实的压力时刻敲打着她紧绷的心弦。

　　“手上其实也有两三个offer(机会)，但都不是自己理想的，还在犹豫到底要选择哪个。”

　　林谷是华南理工大学2007届毕业生，也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据她透露，班上34名学生除4人考上研究生，个别同学去了电视台外，80%的同学都去了企业工作。真正按照专业方向去媒体工作的反而极少。

　　新闻专业是近年高考中的热门专业。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数据，1994年以前，国内有新闻学类专业点66个，而2006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估计约在13万人左右，而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才约为15万人。

　　“我们在学校里都是学习基本新闻理论，和接受采写技能的培训，但现在很多媒体更愿意录用具有经济、法律等专业知识的毕业生。而且知名媒体接收毕业生时，明确要求硕士以上学历。”

　　林谷手上握有的几个offer都是一些私企宣传或媒体策划等小职位。她和她的同学们也曾向知名媒体投递过简历，只是初试就被刷下来了。

　　四年前，刚刚考来广州的林谷原本对自己的职业预期是，成为一名报社或电视台的记者，实现政治抱负，晋身白领精英阶层。而现实景况却让她感到很无奈。

　　但林谷对于专业设置的问题批评并不多，她更愿意认为是专业的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现在大学对我们的培养，仍然是按照‘无所不能’的精英模式，新闻专业尤其如此，杂而空，内容很泛化。其实，高等教育更多的应该是培养一种专业素养，等去找工作时才意识到，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做专业工作的素质。”

　　林谷感到困扰的并不在于能不能找到工作。“现在国家经济高度发展，机会很多，而且华工每年都有大企业来校园宣讲，真要想找工作，还是能找到的。只是关于是否专业对口是否有发展潜力的考量，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

　　是原点，还是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