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我就想当作家，3个志愿，我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葛兆光时年27岁，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

　　杨迎明进北大，比他们都曲折。

　　因为当兵时做过文书和宣传干事，他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批录取结束后，他没收到通知，“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当时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没考上就没考上吧，继续过日子吧。”

　　过了些日子，忽然又来消息，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又激荡起来，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忙着安顿老婆孩子，办理离职手续。

　　进校之后，他才知晓整个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闻单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结束后，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扩招。

　　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今年已经79岁高龄，老人回忆说，系里接到张龙翔先生(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当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闻专业扩招40名学生。

　　“张龙翔思想很开明，特别强调不要太左，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正常招生。”

　　查阅考生档案时，秦硅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的话，“第一批就该录取了”，但是因为“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或者“家里‘文革’中的问题还没弄清”等等原因，档案被搁置一边。

　　“还有的学生档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亲的东西，我们在最后录取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没必要搞这些。”

　　当年已经28岁的女考生刘鸿，孩子已经5岁了，虽然分数过线，但是第一批并没有被录取。得知秦硅和赵赜两位老师在崇文门一家小旅馆查看档案，进行第二批录取，她从所在工厂骑车找到赵赜，“她就说，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请老师给她这个机会。”

　　“一个女同志，28岁的年龄，又有孩子了，这一年不录取她，下一年她参加考试的难度会更大。”就这样，刘鸿成为北大77级新闻专业的老大姐。

　　秦硅老师说，当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据他回忆，新闻专业70名学生中没有超龄的。查建英则记得文学专业年龄最长的叶君远比自己大了14岁，考试那年31岁，转年入校已经32岁了。“我们都特尊敬他，叫他老叶。”

　　求学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毕业，77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

　　“刚进校那会儿，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块儿。”

　　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北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

　　包括杨迎明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坐在后面，上课还可以抽烟”。

　　头两年，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77级文学专业里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对于新闻专业，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出土文物”，用杨迎明的话说，“很安静，3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

　　文学专业49人，新闻专业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

　　“这个专业还特别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无师兄师姐，下无师弟师妹，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

　　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们专业19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震”了。

　　刚刚在复旦大学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说，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

　　“我们的功课很扎实，文学课跟中文系上，历史课跟历史系上，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

　　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2002年去世)、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1998年去世)、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

　　“老师们也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

　　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查建英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宋红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楼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解冻

　　图书馆，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学生得到特许，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许到总参三部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内部影片”。

　　“文革”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但不可借出。禁书开禁，人满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都是大部头，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羡慕王小平阅读速度快，一会儿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着急。”

　　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杨迎明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实报》，取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闻评论为主。

　　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未名湖》的编辑，“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未名湖》文学部分的编辑。“忙极了当时，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早晨》，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参与了。”

　　她在《未名湖》编辑部约见了师弟刘震云，“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题目我忘掉了，写农村生活的，写得特别棒。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

　　多年之后，刘震云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

　　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显得我们在思考。”除了刘震云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

　　“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好像还发了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