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年代最想当作家，现在查建英觉得职业作家太辛苦了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方铁知青年代的技术骨干，后来成为一名成就的学者

　　    李巨涛与魏罗罗

　　    本刊记者蒯乐昊发自云南

　　1977年8月6日，北京。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已进行到第3天，邓小平还在听。

　　参加会议的33位科学家和学者中，最年轻的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的查全性坐不住了——他已经几年没上过课了，他鼓足勇气站起来，向主席力陈已持续7年的“推荐录取”招生方式的四大弊端，建议尽快恢复高考。话头一开，数学家吴文俊、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汪猷等人纷纷表示赞同，并对恢复高考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阐述。

　　倾听，沉思，邓小平随即拍板：高考一定要恢复！两个月后，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57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一个十岁小男孩，被父亲毒打，身上累累伤痕和衣服上斑斑血迹……

　　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要逐渐走向诸神归位，意味着无序的社会就要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于是有了恢复常识后的这30年——30年间，国家的命运，和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命运，相互勾连、相互叠加，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命运的解读，来体会整个国家划过的轨迹。

　　30年来，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讲述者，既有查建英、葛兆光、杨迎明、方铁姐弟这样考上大学77级、78级的下乡知青，也有今天迅速在市场中创造了自我价值的80后IT精英戴志康。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田间地头走来，走到今天执掌中国命运的位置上；而今天人头攒动的人才集市上，更多的毕业生们正在为2000元的底薪激烈竞争。

　　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大学扩招了，学费涨了，但人们对于高考却没有存着更高的期望，倒是骂声渐渐多了。媒体不断呼吁：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而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分配保障的大学生们，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心态：一些人愤怒、抱怨、满心失落；一些人却庆幸因此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并坚定地走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今天的学生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弥漫的今天，我们难以代为作答。但我们又分明感觉到，无数个人的命运累积成国家的命运，而国家的命运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无从逃避。

　　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1978年春，18岁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北京大学”4个字愣了愣神儿。

　　“特想掐自己一下。”回忆起29年前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声儿，“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还是北大！”

　　29岁的杨迎明没有她这么好的心情，锁上家门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恢复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两年，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

　　“高考只是试一试，没想到真考上了，通知书下来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生活的惯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身材高大的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32号宿舍楼，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络起来。

　　葛兆光一觉醒来，就先听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话。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谁也不认识。

　　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北京站被学校直接拉到32号楼的。一个人从贵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咣啷咣啷的火车上，老母亲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

　　如今，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将要改变命运的地方。“但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在哪里，那时候并不清楚。”

　　高考

　　他们的入学档案上都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但分属于3个不同专业，查建英是文学专业，杨迎明是新闻专业，葛兆光则是古典文献专业。

　　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报考了文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这些考生心中的太阳。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对于查建英他们这些考生来说，那一年他们的确是在“战斗”。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晒得特别黑，完全像村里人一样了”，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见才收工。

　　“胶鞋被镰刀砍破了好几次，机械劳动，人都木了，脚趾头割破了都意识不到。”最累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

　　葛兆光“战斗”在贵州，在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常常下乡跑收购。1977年秋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

　　他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

　　“也没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