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报道结构的模式

　　在新闻报道策划过程中，报道结构是报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组合排列所呈现的外在形式。从目前的情况看，比较常见的报道结构模式有四类：

　　1、线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选择某一个角度切入客体，对客体发展变化进行跟踪反映，直至客体变动告一段落。其报道依时间延续表现出单向性、直线型的发展轨迹。1998年，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山东省单县城镇一小学500多名小学生服用补碘药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新闻。当时，“焦点访谈”及时对此作出了详细披露。在江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之后，中央电视台又及时作了跟踪报道。然后，又对国家卫生部、山东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作了报道。最后，“焦点访谈”再次策划跟踪报道，提出了“要为孩子的健康设防”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线型模式充分表现出报道活动与报道客体同步推进，以连续性的信息组合展示客体变化过程及其本质特色。

　　2、放射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选择某一角度切入某一客体，对这一客体的发展变化进行跟踪反映。随着报道进展，拓展报道客体，转向更多相关客体的反映。其报道依时间延续呈现出由线到面的放射状特色。1989年2月27日，《经济日报》头版报道了开封农资公司批出“条子肥”几百吨的新闻。在此新闻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之后，从4月11日开始，《经济日报》从批“条子肥”，发展到批“条子钢”、“条子电”、“条子煤”等社会不正之风，使报道主题得到了升华。这样的结构设计能够由点带面，扩大报道的影响力。

　　3、收缩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从多个客体切入，以多种事实的变动指向某一共同的主题，使这一主题得到深入的挖掘和展示。其报道随时间延续表现出由面到线或到点的特色。1995年《光明日报》策划了一组改革我国殡葬陋习的报道。先是组织广东、福建、浙江记者站记者报道土葬盛行的稿件并配发了大幅照片；接着，又组织驻国外记者采写日本、意大利等国殡葬的做法。再接着，又策划北京的记者采写了民政部、社科院同志建议制定《殡葬法》的稿件提供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组报道中，从不同的客体切入主题的做法，有利于全面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这对报道后期主题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4、网状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从多个客体、多种角度切入，报道随时间延续或追踪、或拓展、或沿着客体各自的方向发展，表现出相互烘托、交错递进的特色。特别重大的报道战役，在结构上采用这种模式的比较多。1999年《经济日报》在策划建国50周年的报道时，就从多个客体、多种角度切入，确定了包括社论、编辑部文章、经济50周年展望、系列重点述评、图片系列报道、“共和国一日”征文在内的多套题目，并在时间上持续了一个多月，在空间上由新闻版和诸多专版分工期组合，协调担当，从而使报道有特别突出的优势。

　　以上只是对我国日前新闻报道结构进行一些粗线条的总结。构成报道结构的因素很多，某一因素又可能因情况变化而有很多变数。作为新闻报道策划者，完全可以在这些模式框架中灵活运用。

　　二、新闻报道方式的模式

　　报道方式是报道策划中又一个重要的内容。与报道结构相比，它是一个更加微观和具体的概念。它是指将零散的新闻材料整合为报道整体的操作用法。报道结构主要考察报道客体和主题的整合，而报道方式则主要考察新闻稿件及其报道手法的整合。

　　一般来说，报道方式主要有：

　　1、集中式。指在短期内组织大规模稿件集中于一定的版面或时段，形成较大的声势。如2000年年底，国内所有报纸都用大块版面组织报道国内外喜迎新世纪到来的盛况。多种文体的稿件、大幅的新闻照片集中在一起，效果特别明显。

　　2、连续式。指紧跟事件的变化进行跟踪，连续发出报道，反映其全过程，从而取得扣人心弦的效果。俄罗斯潜艇发生爆炸、美国潜艇紧急上浮时撞沉日本实习渔船、美国总统选举风波等等，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新闻媒体总是采取连续报道的形式予以充分报道。前一篇稿往往是后一篇稿的背景材料，后一篇稿往往是前一篇稿的延续。

　　3、组合式。指集中一组稿件反映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同类情况，或同一主题、不同门类的情况，从而形成较大的报道规模。1991年《经济日报》针对飞机、火车不正点的问题，组织地方记者同一天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五机场观察飞机的正点率写成稿件，推出《话说“正点率”》系列报道；第二天又以同样的方式推出了《火车站前看正点》，分别报道了武昌、郑州、天津、合肥、沈阳、哈尔滨六个城市火车站的正点情况。

　　4、系列式。指着重于组织事物各个侧面的稿件，集不同角度的报道为一体，达到报道的广度和深度。。1987年我国大兴安岭发生火灾，《中国青年报》就以《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红色的警告》等系列报道，将火灾的前因后果以及给我们的教训详细地告诉读者。

　　5、受众参与式。指吸引受众参与报道活动，发动受众对报道的内容参与午夜讨论，受众的活动与意见构成报道的主要客体。这种方式主要用于报道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观念。如上海东方电视台在“今日新话题”节目中，吸引听众通过电话参与讨论，开办前五年，就推出了1600个话题。

　　6、媒体联合式。指新闻媒体相互合作，联手展开某一报道。各个媒体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出发，选择适当的角度和表现手法，使报道主题在各个媒体上有各具特色的展示。这样的报道形成了一种合力，有助于提高报道的效果。

　　应该指出的是，在策划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报道的方式，不可抱着一种模式不放，使之成为没有变化的“教条”。

　　三、新闻报道策划的具体运作

　　1、重大会议报道的策划

　　重大会议报道是中国新闻界每年必须投入重兵完成主要任务，它构成了新闻报道的骨架，是新闻报道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比如，每年召开的“两会”，常常对舆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故的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说，一般性的报道好比是一颗颗闪光的珍珠，而重大会议报道则像一根金链，可以把分散的珍珠串成令人眼花缭乱的瑰宝。

　　重大会议报道一般属于动态消息，看起来没有多大学问。其实，要把它写得很精彩，写成新闻精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事实证明，关键在于新闻媒体的精心策划。在策划中，有哪些规律可循呢？

　　一是抓精选素材，增强可读性。

　　写重大会议报道，一方面必须按照会议的既定程序来写，另一方面还应该按照新闻规律，遵循新闻创新的思想来选取材料、确定主题和谋篇布局，力求使报道紧凑，主题鲜明、深刻。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历来把策划每年的“两会”报道，作为全年工作的重头戏。他们从把握大局的角度入手，首先策划了“两会”的指导思想、采写过程、版面编排等。关于“两会”程序性的报道主要靠消息，总结性的报道主要靠特稿，解释性的报道主要靠十几场答记者问，而需要论述的问题，则主要靠社论、评论和谈访录。这样多层次交叉，就可以基本保证对大局的全面反映和评述。在此基础上，他们按照新的原则，还策划每年都开辟几个新栏目，以创新的姿态搞好报道。1996年开辟了“代表委员论坛”，让代表、委员直接面谈自己的最新观点；开辟了“两会热线”，反映读者对会议提出的询问和希望；1997年开辟了“重要年份议大事”专栏，集中报道代表、委员就理论、改革等的看法；开辟了“英模寄语”专栏，让“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10位先进典型亮相；1998年开辟了“热点聚焦”，谈知识经济等新闻热点；开辟了“代表委员信箱”，请他们就一些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提出建议、意见；2001年发表了一组“‘两会’代表委员说新形势新任务”稿件，与该报的一组评论员文章“论新形势新任务”相呼应，形成了《人民日报》报道的典型特色。在2001年3月15日，还在头版头条以“来自基层的声音”为题，安排了一个专栏的文章报道基层代表委员的观点。《人民日报》比较固定的专栏是言论专栏，叫“两会漫笔”或“两会走笔”。这一言论的选题，大都策划为中央关注、群众关心、实践中比较紧迫的问题。而新华社作为走向世界的国家通讯社，在“两会”中无疑起着龙头压阵的作用。新华社党组提出在“淮、快、深、特、新”五个方面努力，即政治、政策和事实上淮确、报道时效快捷、报道主题深刻、报道视角独特、报道手法新。在做好会议程序性报道的同时，他们采取了以栏目带稿件的想法。例如，2000年他们就开设了《总结基本经验 实现宏伟目标》、《“两会”看数字》、《“两会”与百姓身边事》、《部长与“两会”》、 《“两会”观察》等。由于栏目策划到位，从而开阔了记者的思路，带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力作。《30个农民养活了一个干部》、《2000个公章“砸”出的话题》、《1100万个岗位空缺谁来填补？》这些稿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二是抓目击新闻，增强权威性。

　　一则信息如果来自权威信息源，其新闻价值就大。在重大会议报道中，新的报道方式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并突出权威的信息源。一是善于使用权威机构的调查数字解释问题、说明问题；二是专家学者频繁出现在各类报道中，对专业问题予以分析解释或提供有关情况；三是新闻报道多属第一手报道，即记者以事实目击者、亲历者的面目出现，突出记者的所见所闻。对于第三点，我有很深的体会。1990年，作为安徽省新闻界唯一一名新闻记者，我参加了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会议报道工作。在人流如潮的会场上，在浩如烟海的会议文件和代表发言中，能否敏锐地捕捉到新闻性强、有动感乃至有深度的报道，是对记者有没有很强的新闻策划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到北京之前，我就反复到基层进行调查，了解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预测哪些问题是当年会议上可能讨论的问题，并策划了详细、具体的报道方案。除参加正常的大会、小会外，我总是拿着安徽代表团代表花名册，挨着串门，和代表们交朋友，这样很多在小组讨论会上听不到的活材料被记者掏到了。在电梯上，在餐桌上，在楼道里，我和代表们一起扯东聊西，说南道北，在不经意的地方，有些很能反映事物本质也很有说服力的现场情节让我捉到了，因此写出了不少较有深度的目击新闻来。在16天时间里，我写了26篇稿件。这些采访日记、现场短新闻、体验报道、目击新闻力求突破旧框框，体现创新的精神。从结构布局到语言节奏尽可能地有所创新，比如坚持用具体的、典型的、形象的事实来替代抽象的、一般的、枯燥的概念，增强新闻的可信性、可读性；善于现场描写，增强新闻的动感，造成比较强烈的视觉走冲击力；善于突破死板的程序公式，从篇章结构、语言修辞等诸多方面求活求新。它们分别被《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安徽日报》等所采用。由于这组稿件体现了前瞻性、预见性、实用性、贴近性，从而受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的赞扬。

　　三是抓视觉冲击，体现可感性。

　　可感性即新闻报道通过图片、文字等传播符号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使读者对报道对象产生感性认识，即视觉形象、声音形象、触觉形象、味觉形象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可感性已经成为新闻价值的重要因素。新华社在新闻摄影报道策划中，他们有两条很重要的体会。其一是，“程序性报道越细，给历史留下的遗撼越少”。作为国家通讯社重要一翼的新闻摄影，它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形象表现的手段，将一个完整的信息和形象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全世界关心中国的读者，而且这个信息和形象必须是完整的而不是残缺的，是会议的全貌而不是一角。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华社的新闻摄影对历次大会都要进行策划。每次报道之前，报道班子都要提出报道的重点和必须确保的重要照片的拍摄方案，并把任务落实到具体记者头上。有时为了保证一张完整记录所有出席会议的领导人的新闻照片，同时指定两三个记者负责，以确保万无一失。挑选照片时，要求之细几乎有点苛刻。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对新闻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其二是，“历史与现实照片同用，增加视觉效果”。如何围绕会议性质开拓新闻摄影的报道面，是报道大型会议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两会”期间，为了增强会议报道的历史厚重感和深刻性，他们特地策划恰当地调来历史资料照片，将历史照片与现实照片结合起来发，以强调和突出某一话题，明显地增加了视觉效果。新华社现有几百万张历史资料照片，没有事先的策划和组织，在短时间内是无法选出的。

　　2、重大成就报道的策划

　　重大成就报道，按报道领域、报道范围、报道对象，可以有多种分法。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宏观成就报道；二是行业或地区成就报道；三是微观成就报道。

　　对重大成就报道，不像“两会”报道那样，集中在每年的一个特定的时段，它贯穿于全年，从地方到中央，渗透在日常报道、常规报道和一些重大报道之中，并不断形成一些大大小小的报道高潮。

　　不同的历史阶段看待成就的角度和对成就的评价标准不同，不同时期的成就报道也有着不同的主题。中国在不断进步，要求人们更客观地、全面地看待成就；从封闭走向开放，要求我们要具有世界意识，从全球发展的高度看待成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要求以新的眼光衡量成就；在21世纪的今天，更要求我们站在百年、千年的历史高度审视成就。这就是我们在策划时应有的指导思想。

　　在策划中有哪些规律可循呢？

　　一是多中求一，以多证一。

　　一与多，是对立统一的，运用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可以提高传播效果。所谓“多中求一”，就是从复杂多变的现象中看清事物的本质。从事物的多种矛盾中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确立我们的报道思想。所谓“以多证一”，就是抓住了现象的根本和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要用各种具体的事例来充分诠释它们。1990年初，《经济日报》为宣传建国后的伟大成就，先是发了新华社一组通讯稿《我国钢产量突破6000万吨》、《我国煤产量突破10亿吨》......，之后又发表了该报记者写的述评《6000万吨意味着什么？》、《10亿吨煤意味着什么？》......从而把成就报道深入了一步；接着，又推出一组通讯《吃的变迁》、《穿的变迁》、《用的变迁》、《行的变迁》，把建设成就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连在一起，比“意味着什么”又进了一层。再后，发表的《在吃的变迁背后》、《在穿的变迁背后》、《在用的变迁背后》、《在行的变迁背后》稿件，又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改革开放连在一起，将报道更推进了一层。至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这个“一”，通过一系列的“多”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新闻报道中的“以多证一”，往往是通过组合事例即系列报道来完成的。经过多年的运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系列报道已成为经常性的报道手法，小到每天的成就报道，大到阶段性的系列成就报道，初步形成了一个电视新闻成就报道的立体网络。刚策划的时候，一些人不太理解，认为那种报道形式是一种“四不像”的东西，“不像新闻，不像评论，不像专题，不像纪录片”，“没有时效性，不宜放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实践证明，那种报道形式，是一种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电视手段来报道成就的新颖的报道手法。策划者在策划中要求：既有夹叙夹议，又有抒情评议；既有历史资料，又有背景介绍；既有现场采访，又有各种特技。它是一种集新闻、评论、专题、纪录片等各种电视表现手段于一体的观众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1997年3月9日上午，中央电视台经过策划，决定对“日全食――慧星天象奇观”实行了140分钟的同步报道。他们使用卫星、微波和移动卫星地球站，对在漠河、北京、南京、昆明四个城市中日全食和慧星同时出现的世纪性天象奇观作了多点切换同步报道，把四个地方的景观同时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一次成功的科技成就报道。1997年4月24日，中央电视台对“中、俄、哈、吉、塔五国边境裁军协定签字仪式”进行了68分钟的同步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中国领导人在国外的重大政治活动，从而拓宽了外交成就直播的领域。香港回归祖国，是我国在间隔150多年之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重大成就。为了实行同步报道，请看中央电视台是如何策划的：他们制定了以北京为中心、以香港为重点、以国内8个大城市、海外15个大城市为报道点的直播报道网，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新格局，直接参加报道的有1660多人。在技术上，采用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设备，投入量相当于一个省级电视台的规模。其中包括：11辆转播车、9个演播室、21个卫星转发器、43套中继微波设备、200套摄像机、250台录像机、11套多媒体设备、1辆移动卫星转播车、1套移动卫星上行系统和3架供航拍的直升机，并在直升机上装配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防震式陀螺航拍器，通过7颗卫星11个转发器向全世界播出。据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和央视调查咨询中心调查，我国有94%的家庭收看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全球有54个国家和地区的125家海外电视台转播了中央电视台的同步报道。在这三次现场报道中，他们均通过选择和组合事实来完成的。若干个点的“多”，完全是为了证明成就的“一”。

　　二是以一求多，以一证多。

　　在报道内容的宏观掌握上是“以多证一”，但在内容的选择上却应该“以一求多”，“以一证多”。1997年，上海东方电视台与台视合办了“两岸情，中国心――上海台北中秋晚会”。他们在精心策划过程中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们以中秋之夜的外滩为背景，用直升机俯拍，将夜色中的外滩、东方明珠等雄姿拍摄下来。在编辑时，还把白天拍的很多反映上海建设成就的片断穿插进去。能体现上海建设成就的镜头很多，而电视台的节目时间却是有限的。这样，就需要选择那些典型的、有说服力的、与策划者的“意”相契合的“景”来加以报道。从2000年9月20日开始，解放军报精心策划，在全面、准确、充分、生动宣传“九五”成就的基础上，透过经济讲政治，突出宣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超的领导能力。在策划中，他们集中要闻版、时事版等，对“九五”成就的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报道。他们在报道“九五”期间方方面面的变化的同时，十分注意突出一条主线，即突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驾驭宏观经济全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高超领导能力，使全军官兵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9月20日开始，他们在一版头条、显要位置推出《调控巨笔写辉煌》、《雄韬大略御危机》、《小康梦圆矗丰碑》等10篇系列述评，统一以“从‘九五’成就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领导能力”，为副题，并冠以《难忘“九五”话伟业》栏题。此外，他们还策划在一版开辟《“九五”，军人视线》专栏，每期由一小型图表和一二百字点评组成，通过军人视角看“九五”国家经济建设成就，点明经济成就与国防、军队、军人的关系。在时事版，策划设立集纳式专栏《辉煌的“九五”》和小专栏《从身边看“九五”》，既有宏观，又有微观，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以“一”条主线来“求”“多”的运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他们的体会是，在以一求多、以一证多的具体操作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选择报道素材时必须十分慎重，否则不仅不能实现报道意图，而且还会产生负效应；二是在选择报道素材的“多”时，不能绝对化，不要把不能体现主题“一”的典型硬往上面拉。

　　3、重大典型报道的策划

　　(1)重大典型报道的定义与分类

　　所谓重大典型报道，是指对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遍意义的人或事所进行的深入、系统的报道。它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新闻工作中的反映，又是新闻传播规律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其哲学基础是共性与个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选择典型作深入报道，最易为受众所认识、接受，最具感染力。

　　重大典型报道的分类，按报道对象来分，有典型人物报道、典型单位报道、典型事件报道、典型经验报道；按报道方式来分，有集中式典型报道、连续式典型报道、系列式典型报道。本节中，我们主要谈谈重大典型人物的报道策划。

　　(2)重大典型人物报道策划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我国新闻事业在重大典型报道策划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总结它，对于推动今后的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被新闻界推出的重大典型人物层出不穷。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吴满有、赵占魁、刘建章等；在解放战争时期，有董存瑞、刘胡兰、王克勤等；建国以来有黄继光、孟泰、赵梦桃、郝建秀、向秀丽、安业民、焦裕禄、雷锋、王杰、张海迪、徐虎、孔繁森等。这些重大典型人物的报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在这些重大典型人物报道策划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在构思中，首先要注重人物的定位。

　　所谓定位，就是寻找重大典型人物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挖掘蕴藏在典型人物身上最本质的特性。只有定位准确，才能真实地再现典型人物风采；只有定位准确，受众才能乐于接受。

　　我们来看看对于徐虎这个典型人物，应该给他定什么样的位比较准确？《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普通劳动者的榜样——徐虎》，将徐虎定位成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楷模，以其将本职工作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高尚境界为主线，准确地再现了他的本来面目；《光明日报》则认为，“徐虎是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楷模”；而《解放日报》、《文汇报》则定位于“九十年代的雷锋”。哪一个最准确？还是“普通劳动者的榜样”更好。《人民日报》通讯的作者在采访札记中写道：“在构思时，我们曾反复商量，徐虎事迹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把他放在什么位置来写？”他是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在他身上体现了很多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闪烁着雷锋精神。首先他们也想把徐虎写成“新时代的雷锋”。后来感到这样写不出他的本质特点。徐虎不是雷锋简单的重复。他们也想从“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的角度去表现徐虎，但这样写似乎也不符合他的身份。因为他毕竟不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人认为可以把徐虎写成新时期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但他们认为徐虎只是一名房修工，如果勉强从这个角度去做文章，难免有些牵强。相反，把徐虎放在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位置去写，倒更能准确地反映这个典型人物的本质特点。在这里，作者对人物定位思考深刻，在他们的笔下，徐虎真实地立了起来。因此，《人民日报》在这篇通讯后发表评论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批叱咤风云的厂长、经理和专家学者，也同时呼唤成千上万的敬业、爱业、肯吃苦、有技术的普通劳动者。从一定程度上讲，无论是高层次的经济决策，还是尖端的高科技突破，最终要形成产品、打开市场都离不开工作在第一线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我们的社会要取得大的发展，就一定不能忽视普通劳动者的作用，就特别需要一大批像徐虎一样的优秀职工。

　　二是在写作中，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新疆因公殉职。不久，全国掀起了向孔繁森学习的热潮。《西藏日报》记者王世亮早在1990年就有幸认识时任拉萨市副市长的孔繁森，并成为过往密切的好朋友。他写的《他是人民的好公仆——记拉萨市副市长孔繁森》，是全国宣传孔繁森的第一篇长篇报道。孔繁森逝世后，他在悲痛之中又完成了《西藏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长篇通讯的写作。作为大众日报的记者，魏武与孔繁森也有过很多交往，并在他生前就报道过他的感人事迹。第一篇长篇通讯《“世界屋脊”上，有这样一个山东人》，于1994年2月17日在《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此稿被评为1994年度山东省新闻奖一等奖，并被推荐参加中国新闻奖评选；孔繁森逝世后，他又随山东省孔繁森事迹采访团赴藏参加采访，所写的通讯《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又在《大众日报》1995年1月10日头版头条刊出。两位记者在谈到报道的策划过程时，深有感触地谈到，我们在报道孔繁森感人事迹的过程中，都将时代的精神融入其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稿件才达到了使人看后热泪盈眶的效果。我们所写的稿件，不惜笔墨，不惜篇幅，充分把孔繁森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出来，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

　　三是在时间上，要注意报道的连续性。

　　《浙江日报》高级记者徐永辉40年跟踪采访一户农民的过程，很能说明问题。1950年，当时在《浙江日报》担任摄影记者的徐永辉，来到嘉兴农村采访，在七里乡他为农民叶根土一家拍了一张“全家福”，反映了翻身解放的农民高兴的心情；随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寻找叶一家，直到1959年，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他终于在焦坑乡凉棚村才找到了叶根土一家。此时的叶家人，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谈笑风生，他又一次拍下了一张新的“全家福”。从此以后，他年年到叶家采访作客，和叶家结下了浓厚的情谊；1962年9月5日，他收到叶根土写给他的一封信，说叶的大女儿桂凤过几天就要出嫁了，特邀徐去喝喜酒。徐带着自己亲手拍的一套《一户人家十年间》的照片作为礼物，从杭州赶到叶家。叶又将这套照片另加一把锄头，作为“陪嫁的传家宝”，送给女儿。徐又拍摄了当时的场面，并写了一篇通讯《陪嫁的传家宝》，同时刊载于1962年11月6日的《浙江日报》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又赶到黄岩，采访了叶根土的女儿叶桂凤，儿子叶兴友、叶兴富，并拍摄了很多幅珍贵的照片，配以《一曲难忘三十年》的通讯，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于建国30周年前夕，在《浙江日报》上与广大读者见面。1984年，在建国35周年之际，徐又来到嘉兴市农垦场，向在七分场任场长的叶兴富进行了详细的交谈采访，并拍下了他一家劳动、生活、学习的一幅幅照片，以《历史的一页》为题，发表于1984年9月1日《浙江日报》上。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组珍贵照片的启示》文章。文章说：“它忠实地记载了35年来的变迁，热情讴歌了我们时代和人民，值得大家细细一看，仔细思索。”“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叶兴富一家成长历史的一个侧影，反映了我们伟大祖国在前进中的壮丽一页，也反映了当今时代青年的一种精神风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徐又一次来到桔乡黄岩村叶根土的小儿子叶兴友家进行跟踪采访，拍摄了他家和农村十年改革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组题为《一户农家四十年》的报道，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在1989年10月3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徐永辉对叶家长达4 0年、进行100多次的跟踪报道，不仅在我国新闻摄影史上所没有，而且在世界新闻摄影史上也罕见。它更加丰满了叶家农民这一重大典型，使人们感到这一典型更加可信、可亲。

　　4、突发事件报道的策划

　　突发事件虽然是突然发生的，但是它不都是马上就结束的。有的虽然很快结束了，但是它的发生与见报、播出，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有的虽然发生很突然，但其发展和结束还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就其策划来说，里面很有学问。

　　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策划形式：

　　(1)即时报道。

　　这类报道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即有记者赶赴现场，迅速发回报道。这类报道一般时效性特别强，语言文字也很简洁。912年4月14日下午，载有2200多人的英国泰坦尼克号客轮行驶至纽芬兰大浅滩以南150公里处，与4.6万吨重的大浮冰相撞，导致5个水密舱破裂，全船沉没，1513人死亡。在这次突发事件报道中，纽约时报总编辑范安达对报道进行了成功的策划。

　　4月15日凌晨1时20分，该报收到了美联社的简短电文：“从英国驶往美国处女航行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纽芬兰湾与冰山相撞发出SOS信号。”范立即与纽芬兰的无线电台联系。当获得第一次呼救后再无音讯后，他断定，“不沉之船”已经沉没。于是，他立即准备报道，安排手下人分别去查找乘客名单、启用以往海难材料……清晨3时30分之前，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该报作了较其他报纸更为明确、详细的报道：“新试航邮船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深夜自船头开始下沉。妇女已乘救生艇避难。零时27分无线电联系中断……”为了采访部分幸存者，他在另外一只邮船到达纽约港之前，在码头附近租了一层楼，架了4条直通时报本市编辑室的专用电话线，并且说服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到船上访问邮船无线电发报员。当生还者到达纽约港时，各报记者采访竞争激烈，警察严密封锁，不准记者上船。范则安排记者充当马可尼的助手，一同进入邮船采访到了独家新闻。在邮船进港三个小时后，时报的第一批报纸已经同读者见面。其中24页中有15页是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道。内容之详尽，行动之迅速，是其他报纸所无法比拟的。

　　(2)追踪报道。

　　要想让人们了解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进行追踪报道。一般来说，它的篇幅要长一些，事件的经过要详尽一些，背景材料要具体一些。对于像火山、地震、战争等突发事件，可作先期分析报道，然后再作追踪报道。

　　1996年广东省雷州市发生了“7.11”海难。该市水产局副局长钟进等一些领导干部以求救渔民凑不起钱为由，拒绝开出当时唯一能进行海上救援的船只，眼睁睁地看着12条渔民的生命被骇浪吞没。事件发生后，中国青年报记者立即前往现场作追踪报道。记者林炜在《还有多少漠视百姓生命的官》的体会文章中说：“当完成第一阶段的事件报道时，我就开始了颇为艰难的第二阶段的采访。我要弄清楚，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除了众矢之的的钟进等外，其他那些管着当地渔民百姓的官都在干些什么。”他首先采访了“市里的官”――时任雷州市市委书记陈永平，得出的结论是：“你永远闹不清楚，作为一市之首，自己管下的12个臣民遭难死去，自己的下属因为一时拿不到钱而见死不救，他竟然就可以十天半月不知道！”接着，他又去采访“局里的官”――雷州市水产局的干部们，得出的结论是：“看来，对这种麻木的人，要让他明白自己是在漠视百姓的生命，恐怕要比让听琴的牛懂得音乐还难。”最后，他又去采访“镇里的官”――几位副镇长，得出的结论是：“面对一群这样的官，别说死了12个渔民，就是更多，也不足为奇。悲哉！”追踪报道使一群官僚主义者的嘴脸暴露无疑。

　　(3)终结报道。

　　有时为了稳定大局，有的突发事件往往不是马上就进行报道的，要到突发事件发生了一段时间后或者事件结束后才进行报道。这样的报道因是最后进行的，一切变化的因素都以静态的形式出现，这就要求我们要将资料的收集、背景的交待等工作结合起来做，以便起到“后发制人”的效果。

　　1997年8月24日，在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身为公安分局局长的张金柱，在驾车过程中，将一名11岁的男孩撞倒，其后疯狂逃逸。在逃逸过程中，男孩的父亲及自行车卡在汽车左边两轮之间，被拖拉1500多米，酿成一起性质极为恶劣的交通肇事案件。被撞倒的男孩因抢救无效死亡。在新闻舆论强大压力下，1998年2月26日，张金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记者江华在《把张金柱“推”上断头台――中州惊天大血案报道始末》中，详细、准确地叙述了这一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在终结报道时，作者将背景材料等交待得十分清楚。

　　(来源：中安在线 作者：徐一化 作者系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编辑；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