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出新的“魔棒”；有人说，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信息量新的“增长点”；还有人说，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报道的“又一次成熟”。这些话都从某个侧面说明了新闻报道策划对于充分利用新闻资源、提高新闻媒体竞争力的重要性。那么，新闻报道策划有哪些基本要求呢？

　　一、要有超前的意识

　　策划先于行动，先于别人分析现实，预测未来，发现并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予以报道，具有前瞻性，这是“超前”的一层含义；策划构思“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好我快”，这是“超前”的另一层含义。策划的“超前”，不仅仅是一个“早”字所能代表的，它是建立在对信息和全局的准确把握基础上作出的一种预见性策划。

　　同样一类体裁，你也策划，我也策划，谁的效果好，就看谁有“超前”的真本事。南京电视台的《社会大广角》栏目从诞生之日起，每天都有新的重大题材播出。从开播当年的系列报道《历史不能忘记》到1998年跨海采访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案的终审判决的系列报道和长篇专题报道《罪恶，掩埋不了》，每次策划都具有超前性。究其原因，其策划新的切入点的形成，主要来自新闻报道策划者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和运用发散性思维寻找最佳新闻效果的决心。他们沿着各种不同的方面去思考，重组眼前的信息和记忆系统中的信息，寻找思维的多向性。作为具体的策划者，其策划的效果与策划的超前意识成正比。

　　而超前意识的运用，往往集中体现在对事件本身作充分准备的过程中。香港记者吴小莉采访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1998年11月16日，江泽民主席在吉隆坡参加有关会议。香港凤凰卫视APEC报道组也在那里。中美领导人双边会议开始前，新闻媒体被允许入场拍摄。江主席突然对着吴站的方向说，有香港媒体在。然后指着吴说：“是你吧，是你吧！”江主席接着说，吴小莉，吴小莉，现在成了有名人物了。吴轻声说：“谢谢主席。”在见到江主席之前，吴早就对这次采访作了具体的策划。当时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面对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中国大陆的人民币是否贬值？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中国高层领导提供的信息，这一直是吴深深思考的问题。她设计了好几种方案，经过比较，觉得直观、简单的方案最可行，于是准备了一张10元的人民币，一直在会场门口等侯。当江主席步出会场时，吴大声提问，今天一连串的会谈如何？江主席说，你们还在等啊！吴赶紧扬起手中的10元人民币，高声问：“江主席，我手中的10元人民币，明年是否还值10元？”江主席听到后立刻回头，转身走向吴，坚定地说：“当然，人民币不贬值！”“到明年为止，都是呀?”江主席笑着说：“我说人民币不贬值，是很科学的，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这要讲scientific(科学性)。”(见1998年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由于吴事先作了策划，从而很轻松地获得了一篇《大陆人民币不贬值》的新闻。而这事先的策划，与吴的超前意识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曾作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学者访谈》主持人的白岩松，为采访与本世纪同行的11位著名学者，整整作了3个月的事先策划。为了把这些学者鲜明的个性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白天白岩松采访他们周围的人，晚上翻阅他们的各种资料。精心的准备，使得他自然而然地面对这些学者，于谈笑间让观众看见一个个个性不同、意境不同的至情至性的名人。“采访的技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超前的意识，有充分的准备。”一次，他在采访当时任国家林业部部长徐有芳时，一开始就说：“徐部长，您好，非常高兴在您就任林业部部长第3年零12天的日子时见面。”徐有芳听了很惊讶，问秘书：“我今天就任3年零12天吗？”他秘书一查，果然如此。白又说：“在简称‘3.12’(植树节)的日子，采访林业部部长，简直是一种非常好的巧合。”独特的开场白一下子为他的采访奠定了好的基础。于是，他事先策划的有超前意识的主题，在采访过程中“水到渠成”。“人无我有”，这是新闻报道策划具有超前意识的又一成果。这一点可以从美联社摄影记者亚伦·阿尔迪亚兹拍摄“强夺埃连”照片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美国复活节的4月22日凌晨5时10分左右，美国司法部一批全副武装的联邦特工以接近军事突袭的动作，将6岁古巴小男孩从其亲威家里带走。就在其他新闻媒体仍处于一头雾水状态时，美联社摄影记者亚伦·阿尔迪亚兹却在事发不到30分钟内，将第一画面呈现给全世界。这是唯一两张有现场感的屋内照片。第一张是当时救起埃连的渔夫抱着埃连躺藏在衣橱里的照片，两人脸上露出惊慌无助的表情；另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联邦特工一手持枪指着渔夫，一手去抓埃连，埃连哭得整张脸皱在一起的照片。在短短的时间里，美国所有的电视台都不得不采用这两张照片。为什么所有的记者当时只能被隔在封锁线外，而美联社摄影记者亚伦·阿尔迪亚兹却能在屋里？为什么他在突袭行动中，能捕捉到这些稍纵即逝的画面？从各种客观条件分析：如果没有超前的策划意识，他决不会留在埃连亲戚家；如果他不是跟埃连亲戚混得很熟，建立起一种友情，那么，根本不会被允许在屋里过夜；如果他虽住进埃连亲戚家，却也是呼呼大睡，那么，面对这突袭行动，可能连照相机都拿不稳，更别说拍下这些珍贵的照片了。

　　二、要有鲜明的倾向

　　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了新闻的倾向性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该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在策划过程中充分体现倾向性，是我们策划的前提。倾向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评什么，都要心中有数。只有观点突出，才能深化主题。1998年8月10日，《湖北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十分感人的大照片。画面上朱总理展开双臂，深情拥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龚谷成，代表江泽民主席感谢人民子弟兵在抗洪救灾中所作的贡献。作者《湖北日报》摄影记者杨发维在谈起这难忘瞬间时的情景说：“最佳瞬间的照片最能体现事先新闻策划的倾向性。听说朱总理要来视察荆江防汛第一线，我早就有表现党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的念头。如何表现，我策划了好几套拍摄方案。8月8日上午，等我赶到沙市机场，总理的专机已经降落了。我手拿相机，直盯着总理专机的出口。总理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省领导一一握手。我透过镜头发现，总理走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龚谷成中将面前，展开双臂，深情拥抱。突然出现的瞬间，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再仔细看，龚谷成中将的脸被遮住了一点，我快速移动了半步，按下了第二张，等想再按第三张时，已经没有机会了。”新闻摄影重在瞬间。正因为作者在事件发生前已经有了鲜明的倾向性，所以紧紧地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1978年3月和1979年4月，正值具有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新华社资深记者穆青先后发表了《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和《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这两篇人物通讯。前一篇(与陆拂为、廖由滨合作)，塑造了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的典型形象；后一篇(与陆拂为合作)则塑造了植树老人潘从正的典型形象。这两篇人物通讯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传媒天地》杂志记者在采访时，向穆青请教：“您在《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文的结尾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在您采写这篇人物通讯的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公开讨论还没有在全国展开，文化大革命更没有被彻底否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您为什么能率先作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论断？”“您在《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借主人公之口，大声疾呼：‘俺不怕穷，只怕乱。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越折腾越穷，将来国家靠什么？只有大家齐心搞建设，国家才能富起来！’像这样振聋发聩的历史性的结论，又是怎样总结出来的呢？”穆青感触地说，在写这两篇稿子之前，我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共产党人和新闻记者，肩负神圣的使命，是应该对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具有高度的使命感，时刻关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帮助党和人民，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认识和掌握这一条至关重要。时刻想到党、国家、人民，这就是他在构思时所体现的倾向性。人民日报著名记者艾丰在谈到《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一文的策划过程时说，在未写稿之前，已经有了“水是宝贵的资源”的倾向性思路。他说：“说实在的，所讲的问题和材料并没有多少是全新的，但是我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由于倾向性的思路与扎实的材料相结合，鲜明的主题得到了升华。1986年11月8日，新华社驻平壤记者发了一条题为《金日成前往机场迎接巴特蒙赫来访》的消息，全文如下：“新华社平壤11月8日电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今天上午前往机场，迎接蒙古领导人巴特蒙赫的来访。金日成看上去身体很好，时而同周围的人交谈。”就这条仅49个字的简讯，却是一条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新闻。因为它本来就是针对两天前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金日成“遇刺身亡”的谣言而写成的，并赶在朝中社对外发稿之前，率先向世界公布，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报刊迫不及待地纷纷转发或者引用，美国有的报纸在刊用时，还用了“通常可靠的新华社今天报道金日成在平壤露面”的大标题，49个字就足以平息国际上谣言四起的风波，可见这种倾向性的策划的作用之重大。《中国记者》杂志2000年第6期，曾刊登了《北京青年报》记者李彦写的《发现何家庆――我的采访和我的感悟》一文。他在文中说，一次极为细心的采访，使我写出了《魔芋大王何家庆扶贫西南九死一生》的人物通讯。之后，国务院领导同志李岚清、温家宝分别对何家庆的事迹作出了重要批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安徽日报》等新闻媒体均作了报道。他在谈到策划中的感悟时说，年初，中央开发西部的号角已经吹响，而何家庆的事迹正符合中央精神。配合主旋律宣传，作为新闻媒体应该有这样的倾向性：“何家庆及何家庆式的‘傻子’，该是支撑我们社会中的脊梁。报道脊梁，新闻媒体的天平上应有这样的承载，他们让所有的苟活者失去重量。”

　　三、要有真实的基础

　　新闻报道策划，是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手段；而新闻事实则是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新闻报道策划必须以新闻事实为基础，所有的策划必须围绕新闻事实来实施。超越这一界限，就成了假新闻。

　　1998年夏天，《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在长江九江采访。8月7日这天，他听到决口的消息，立即直奔决口处的4号闸。他在冲锋舟上，一面抢拍决口现场，一面用手机向远在北京的编辑部报告现场实况。编辑部在策划这组报道时强调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真实是现场报道的生命，在真实性的问题上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失误。贺延光按照编辑部强调的原则，采用实况“播报”的形式，用简讯作滚动式报道这一重大突发事件新闻。于是从8月7日16时5分第一条简讯发出，到次日零时45分，共集纳8条标有报道几时几分的短讯，最短的40个字，长的有200多字，并冠以《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的标题，分别从不同角度，逐步递进地将决口现场洪水滔滔，军民奋力抢堵的现场情景，及时、真实地向读者作了报道。正因为这组简讯是九江决口后见诸报端的首篇报道，而且报道形式新颖、精巧，语言文字简洁、现场感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读者关注的信息，致使当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洛阳纸贵”。此稿荣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在当年抗洪抢险好新闻评比中获一等奖。然而，就是这样一条新闻，却差点让贺延光背上了“违反纪律”的处分。他在《从“违反纪律”到获新闻大奖》一文中写道：“谁想到，本报在8日上午就接到有关领导的电话，严厉批评我违反了‘新闻纪律’！9日，朱总理视察九江。晚上9时30分，我听到一位部队的新闻干事说，朱总理讲了，不能向群众隐瞒灾情。我一把抓住他：‘消息来源可靠吗？’他说：‘军首长说的。’我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值班副总编辑等。三个电话打完，已是9时45分了。15分钟后，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发了九江决口的头条新闻。”获奖后，领导和同仁们都向他祝贺，但他从内心里感谢编辑部为他们拟定了正确的策划方案。多亏在报道的真实性问题上没有出一点问题，否则，倒真的要“违反纪律”呢。

　　法新社1999年5月曾发过一幅《为雕像过滤空气》的照片。1999年5月16日，画面上那位绿色和平人员正在给危地马拉城的一尊雕像上呼吸过滤器。它让人感到有一点点嘲讽的意味，不是因为他针对危地马拉政府漠视保护环境的抗议行为做得巧妙、诙谐，而是5月16日――这个行为发生和时刻，更大的环境灾难正在西方强国的蓄谋下发生，但没有更多的声音从这个角度呼吁：为了环境和人类生存，这场战争应该受到谴责。当时，发达的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其“人道价值”，在那里投下了各种先进和不太先进和炸弹，所造成的环境灾难，使迄今所推行的任何一项环保措施都显得虚伪和无力。这个策划是非常成功的，其中所蕴含的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这个场景是真实的；其二，西方国家组织投弹所造成的环境灾难这个事件的背景材料也是真实的；其三，拍摄者为了环境和人类生存谴责非正义战争的情感更是真实的。

　　四、要有灵活的方法

　　新闻策划是一个集体行为，往往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编辑记者参与。它既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前者是指最初展开的出点子、搞谋划、作部署的过程。在最初策划时，对被策划对象的因果关系、背景情况、地域环境等还不完全清楚，往往只能凭已知的不完全情况和以往的经验，对报道方案作出初始的谋划，这就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新闻策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无任何弹性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灵活性。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新闻策划就要不断进行修正，切忌“硬做文章”。大至主题结构，小至一篇稿件，最终还是应以发生的新闻事实为依据。当采访结果与预见的策划不一致时，就应毫不犹豫地修改初衷，切忌把手段当目的。

　　1997年9月21日凌晨，福建省晋江市港资企业裕华制鞋厂突然着火，睡在厂里的19名女工、13名男工因被铁窗围困而在烈焰中烧死。《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策划这一报道时，把报道的主题定位在：这不是一起孤立、偶然的事件，要解剖事件的本质；关注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不仅要让人们记得这起火灾烧死多少人，而且还要让读者了解这些死难者也曾经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像剥笋似地层层推进，搞成连续报道。在此基础上，他们制定了与事件进展保持同步的策划方案，并开始实施。在了解火灾现场的情况后，他们觉得主题定位是正确的，但按照与事件进展保持同步的思路报道下去，只能走向“死胡同”。现实逼他们及时修改了原先的策划计划，改变了常规事件性报道模式。就在有关方面对事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离开了晋江，兵分三路去死者的故里――安徽、江西和福建的永安、南安等地，了解死者的生前死后情况，记录死者并诠释促使死者踏上动荡人生的那些复杂的动因。这是一次灵活的策划和操作。三路人马长途跋涉采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通讯在“大火竟成青春祭坛千里寻访生死两界”的通栏标题统领下，占据了10月9日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的两个版面。这组稿件，不仅在报社内部引起了震动，而且也得到了社会上的好评。《新闻出版报》就此发表题为《可贵的快速反应》的述评文章，称：由灵活的策划而带来的“对死者‘故乡生存环境的调查’的文章，反映死者故乡存在的‘活税多’、罚款多等问题与农民外出打工的关系；还刊登江西省瑞昌县金鸡村两姐妹生前给父母的信，在沉重之中再现了她们的情感及烦恼；”“笔者敬佩中国青年报人这种可贵的快速反应、可贵的平民意识”。

　　《大众日报》记者于晓波，因策划某一个新闻专题，到青岛去采访。在感到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他偶然翻到了当地一张报纸，被一条广告吸引信住了：“第二天青岛‘教师之家’将有一场拍卖会，面向下岗工人笔拍卖道路保洁权。职业的敏感，使他对原策划的内容灵活地作了调整，便马上投入到采访之中。1998年3月30日，《十四名下岗工竞得道路保洁权》，在《大众日报》第一版刊发。当时正值全国安置下岗工人会议前夕，稿子刊发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有300多个城市派代表到青岛学习取经，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组据此拍摄了专题片。他写的稿子更是屡获殊荣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8年全国党报好新闻一等奖、1998年山东省新闻奖一等奖。于认为，看广告“拾”来了个中国新闻奖，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新闻报道策划上的灵活性，使他受益匪浅。

　　五、要有立体的思路

　　近年来，少数新闻作品枯燥、呆板、干瘪的痼疾，一直无法克服。新闻界一直呼吁，要多写一些“视觉新闻”、“现场新闻”，其核心是要彻底摆脱新闻写作只是平面叙事的表现用法，应多采用一些融人、事、理、景于一体的立体化写作方法。因此，在新闻报道策划过程中，要多采用一些立体的思路。

　　曾荣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通讯《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充分体现了作者在这篇稿件的策划中所表达的“立体”精神。不可否认，这是一篇策划得十分成功的佳作。新华社两位记者何平、刘思扬，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无限深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悼念邓小平同志的最后一次报道。他们捧出了震撼人心的精品、历史性的佳作。质朴的纪实性、深刻的政论性、浓烈的抒情性，构成了这篇佳作的立体感。在纪实性方面，记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选取了这历史性的一刻：银色的专机好象不忍离开邓小平同志长期生活的地方，“在首都上空低低地、缓缓地绕飞一周，然后飞向祖国辽阔的大海。”然后描写了卓琳同志、胡锦涛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子女和孙辈们、小平同志的卫士们的表情和动作。一段段朴实无华的文字蕴含着惊天动泣鬼神的力量；一幕幕忠实的记录催人泪下，感人肺腑。记者的现场描写十分真实，没有着意的夸张渲染，字里行间渗透着真情，字字句句打动人心。朴素的纪实性描写，达到了叙事、状景、融为一体的境界。在政论性方面，记者没有停留在骨灰撒放的纪实与描写上，而是把它与邓小平同志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起来。如何联系？作者巧妙地选择了大海为契合点。记者的思绪随着浪花翻腾，而读者也随着记者的笔回肠百转。一次又一次的回述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把通讯的思想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抒情性方面，记者采取了两种表现手法：其一是拟人化的抒情；其二是运用诗歌的反复咏叹手法，一咏三叹。追念亲人之情，崇敬领袖之情，痛悼伟人之情…….既悲痛又激昂的感情在通讯中贯穿始终。在记者笔下，以大海比喻小平同志的思想；以波涛寓意小平同志的人生；以浪花负载小平同志的追求。“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邓小平同志的高大形象在我们面前立了起来，人民对伟人的情感活生生地显露出来。

　　(来源：中安在线；作者：徐一化，作者系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编辑；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