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重庆商报》报道，重庆万州130余名民工在陕西安康打工时被欠薪73万余元，多次讨薪未果后写信给陕西省省长，时任代省长的袁纯清接到信后转交相关部门，并指示他们快审快结，尽快给民工一个答复。不久，此案引起了陕西省人大和高院的重视，安康市人大还派出了3名人大代表旁听民工们的讨薪官司。

　　据悉，此案的庭审结果将于春节前后宣判。如果不出意外，在省长的批示下，在陕西省人大和高院的重视下，在人大代表的监督下，这130余名民工的讨薪官司很可能胜诉，他们被拖欠的血汗钱也将很快拿到。但是，这个案件堪称“完美”的结局，就意味着案件中没有任何问题吗？恐怕不是。

　　第一个问题，省长能够为多少讨薪的民工写批示？毕竟，省长每天的工作千头万绪，不可能为所有的民工讨薪。重庆万州130余名民工拿到省长的讨薪批示，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不可复制的偶然事件。省长以及其他领导解决讨薪难题的最好办法，也许不是为某个案件写批示，而是调查清楚民工的薪水为何被拖欠，他们讨薪难在哪里，谁应该为此负责。问题查清楚了，该完善的环节赶快完善，该处理的责任人尽快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公之于众。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理顺民工讨薪的通道，从源头上杜绝民工讨薪难的现象出现。否则，民工讨薪只能寄希望于领导的重视，进而拿到领导的批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法院和人大在省长批示之前，对这个案子没有“引起重视”？依法帮助民工讨薪的种种有效手段，为什么非要等到省长批示之后才使出来？对这两个疑问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管是当地法院还是当地人大，他们都习惯于按照领导的意志和批示来办事，而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行使自己的职责。难道不是吗？如果当地法院能够按照正常程序帮助民工讨回公道，如果当地人大能够在平时就充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讨薪事件何至于非要等到“省长批示”才解决。

　　春节已近，在一些地方，欠薪问题还比较严重，许多辛苦了一年的民工正为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奔波在讨薪的路上。相关部门和领导要做的，是给他们一个通畅高效的讨薪渠道，而不是逼着民工给省长写信或者爬塔吊。省长批示帮助民工讨薪的个例，正折射了绝大多数民工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讨薪的现实，难道这不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吗？(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