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君忆因当面质疑易中天的道德感，并讲故事说伤害灵魂的人应该进地狱，惹得易先生反感，更惹得易的粉丝们愤怒，于是成先生向易先生公开道歉。易先生并不买账，在博客上声称“成君忆先生不必向我个人道歉”，而应该向3000年来所有因言获罪的人道歉。成先生则写博客再次道歉，同时坚持道德质疑，提醒易“不要忘了学者的本分”。

　　虽然此事被人赫然列入“2006中国文化事件”，但是在我看来，这二人与其说在讨论问题，不如说在斗气。

　　易中天回避了成君忆提出的道德问题，却丝毫不觉得理亏，因为他觉得抓住了一个致命的“原则性分歧”，而且是“人权和法治的原则”，所以大义凛然地把对方一枪挑回3000年前。

　　其实易先生忽略了，他列举的那些因“反动言论”、“大不敬”、“传播谬论”而被打入“地狱”的情形，其要害之处在于当权者滥用权力以钳制思想，成君忆手中无权也没有诉诸权力，充其量是一种诅咒。诅咒别人下地狱固然也不好，却也往往是无权无势的草民常用的武器，是一种激烈的情绪表达，这与依仗权力的文字狱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不过是易先生为自己和粉丝们找到了一个解恨的说词。

　　成君忆先生倒是在博客中耐心地阐释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的那篇长文与其说是在向易中天再次道歉，不如说是再次表明自己不服气，再次证明他在电视节目中开宗明义的话：“易中天能够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好糊弄。”

　　不夸张地说，这句话代表了很多学者的心声。众学者对易中天走红的不服气，是“易中天热”这个正宗的“2006中国文化事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葛红兵揭批易中天“三大罪状”以来，张汝伦、江晓原、许纪霖等学者都公开表示易中天的《品三国》“不值一读”，“没有价值”。私下里，我也听到不少学者对此表示不屑。

　　以一部历史著作为依据，去批评一部文学作品歪曲历史，这的确很难称得上是什么学术。但是，这些学者不要忘了，易中天的《品三国》根本上就是一个通俗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未必就不能搞学术，都说人家德里达就在电台里谈现象学，伯林也在电台里讲自由主义原理。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别自欺欺人了，易中天的走红，在本质上跟周杰伦、王菲的走红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学者，去对周杰伦、王菲表示不服气，有什么意义呢？学者当然可以去唱卡拉OK，但易先生如果坚持认为自己在研究学问，那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易先生宁可斗气也不讨论问题，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可能易先生觉得我这样说贬低了他，但是我不觉得作为一个通俗文化的红人是什么害羞的事，哪怕是一个学者去客串一下这个角色。在中国，通俗文化不是太红了太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说，易先生对这个文化市场做出了贡献。

　　但是《品三国》总是高高挂在图书畅销榜上，的确也让那些作家和学者感到脸红。这可不是易先生的错。我一直反对通过打压一个品种来显示另外一个品种的高贵，比如在新闻中要求打压娱乐新闻来抬高时政新闻。娱乐新闻过分抢眼，不过是因为时政新闻乏善可陈。《品三国》这本粗糙的书好卖，突显了其他本该更畅销的图书品种的缺位。

　　在西方，最畅销的图书通常是两类：一是极具想像力或者震撼人心的小说，比如我们熟悉的《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等；一是反映时政的纪实作品，比如目前连续数周高踞《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的《抵赖之国》，是《华盛顿邮报》资深政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新著，揭露布什政府昏庸无能却又死不认账。要么有关人的创造力和心灵，要么秉笔直书现实政治。相比之下，我们的书店只有曲折委婉的古代权谋之策，的确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假如市面上有那样的图书，我不相信中国读者的口味真的就与众不同，易先生一定不能够独占鳌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两种畅销书的作者把市场让给了易先生，是更勤奋的劳动者得到了过多的嘉奖。学者们应该谴责的显然不是这位劳动者的勤奋，而是另外一些人的无能，以及那些导致他们无能的原因。（作者：长平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