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件，这是该区迄今为止查处的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临安区审计局行政事业审计科原科长杨基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113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审计局行政事业审计科一个小小的科长，贪腐高达1130余万元，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活生生的呈现在了公众面前。更令人疑惑的是，杨基成在临安区审计系统中很有名，家里经商办企业，有多处土地和厂房，每年仅厂房租金就有200余万元，朋友们都称他为“杨千万”。一个党员干部，想的不是为民务实，却潇潇洒洒的当起了“杨千万”，等待他的必然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有道是权力易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铁律适用于一切公权力领域。官大的是这样，官小的也是这样。此前，有媒体根据相关案例，梳理出“小官巨贪”的一些特点：职级虽不高多握有实权，涉农犯罪常与拆迁相连，不少贪腐牵涉工程项目，贿赂型犯罪多于贪占型。这些特点归结为一点，就是一些“小官”虽小，但其掌握的权力不小、资源不少，存在不小的寻租空间。如果把手中的权力用来牟取私利，那么孳生腐败是必然的。以杨基成为例，他的职务虽小，但权力却不小。杨基成在审计系统工作了25年，特别是担任审计中心主任后，杨基成掌握着结算审核报告这样一个核心权力，工程造价是否核减、审计的先后顺序都和工程老板的利益息息相关，甚至于审计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工程老板的财务成本。仅2014年，杨基成就疯狂敛财400余万元，其中最高一笔受贿为180万元。

　　如果说信仰缺失让小官心中燃起了“想贪”的念头，基层监管不足则让小官有了“敢贪”的想法。越是在基层，监管的体系就越不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也越乏力。同时，基层群众往往囿于法律意识和文化水平的影响，监督意识存在不足，让小官的胆子越变越大。

　　此起“小官巨贪”案件暴露出的制度问题值得深思，诸如审计中心主任这类可以一锤定音的岗位，要实行定期轮岗，同时对自由裁量权要加强监督和制衡。该案发生后，杭州市临安区纪委监委对区审计局下发了监察建议书，要求举一反三、全面整改，筑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